《城市中国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二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问题现实从实证角度关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经验的研究，除了从典型创新中提炼本土经验的理论提升价值这一走向之外，我们还可以将视野更多地投注到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发现的问题现实中。原本我们可能认为，认识世界是开启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只要我们能够有效认识世界，我们就能有效改造世界。然而，在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经验世界中，研究者往往发现，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改造世界的困难性、复杂性甚至远远大于认识世界的困难性、复杂性。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治理结构及其理念的理论文献和经验案例的引介，有效延展了我们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认识，但事实上，遗憾也吊诡的是，在经验层次引入理念层次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型时，经验世界中更多的发现是，社区治理的现状很难说发生了想象中的根本性变革；甚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进一步被发现，而且它们体现在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方方面面。
一项基于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指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来源于宏观结构上的城市土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带来的土地开发争议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权力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市场化的话语体系下，以程序合法性及产权的话语获得垄断地位；而自下而上的抗争以规则、权利等意识为主导，通过‘间隙运用’的策略生产出社会空间，但最终服从于空间的霸权体系”。①另一研究也指出，“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社会的住房公平、空间公平的价值诉求以及市民的抗争行动，何以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能构成足够的正义压力，从而有效改变动迁过程中权力、资本与市民的力量关系，并促使城市开发体制由经济型开发转为社会型开发？……中国速度惊人的城市开发运动，是借由国家政治、经济等一些基本制度的支持才得以形成和展开的。但是，城市本身并不是被动的平台，它是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系统，它会形成自身的政治过程。……正是城市政府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依存，以及对中层体制和具体政策的不断调适，使得中国在创造城市开发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亦创造了使集权体制延续的政治奇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城市虽然会出现立场的分异和利益的冲突，但其相互依存关系清晰可见。无论是作为全球网络的结点，还是作为国家的名片，国家都需要‘发达的城市’来将中国带人‘发达国家’的行列，并稳固国家秩序。投桃报李，城市亦要为维护国家制度担当相应的角色”，①表明了城市开发的价值、伦理、文化困境。这些发现从根本上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需要面对的历史负担和巨大挑战。
正是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根本上受限于城市开发与城市空间重构所塑造的机会结构，因此，社区其他行动主体在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努力，只能通过公民权利的争取、“生活智慧”的积累及“以法维权”的策略建构等，②在部分城市所具有的权力结构中.寻求一些实现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都市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们，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在国家支配意识形态、由西方传人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价值，以及他们自身的地域／社群亚文化之间，不仅具有冲破既有价值规范束缚的需求，也有相应的行动能力和实践——包括重构价值秩序、发掘道德资源的种种努力和成就，甚至对自身角色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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