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六百年
1921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
政治的梦和文化的梦，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前者，中国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而如果没有后者，那么，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可能就消失了！
悄然出世辉煌二百年
中国的昆曲在明清之际曾经辉煌了二百年之久。
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末年，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傀儡湖、阳澄湖交界的正仪（今属巴城）一带，它起初的名称叫昆山腔。
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杭州腔、昆山腔，前四种声腔已经失传）之一，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魏良辅“十年不下楼”，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融南北曲为一体，于是有了水磨调，即昆曲。
根据史料记载，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是昆曲在中国最为辉煌的“盛世”。
这期间，昆曲北上，在京城迅速流传、风靡，并且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拓展，流转大江南北，至于南方闽粤，直达西部边陲。
在扬州——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说，“明神宗万历一朝五十年中”，苏州、南京和扬州是昆曲的三个中心。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明中叶，扬州便流行余姚腔、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而魏良辅改造后的昆山腔逐渐显示它的婉转流丽，加之梁辰鱼的《浣纱记》横空出世，昆山腔成为主流已成大势。扬州的文人“一见钟情”，无论得势或者失意，往往在昆曲中浸淫。
昆曲的流传，必定要和本土文化融合。昆曲到了温州，就“吃野草”，成为“草昆”；到郴州到四川，就“吃辣椒”，成为湘昆、川昆；到北京，“吼西北风”，成为北昆……昆曲（所谓“大曲”）到扬州，就和扬州的民歌小调（所谓“小唱”）结合，汲取营养，成为“扬昆”。至今活跃在昆曲中的扬州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明亡清始，饱受屠城之祸的扬州，因其据南北水运要冲，经济命脉的独特优势使之迅速恢复元气，盐商巨贾渐次聚集扬州。他们附庸风雅，一掷千金，或者高薪聘请曲师教唱，以显其地位尊贵，或者蓄养家班，其阵容之强大，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大腕明星。
盐商的兴起和文人的喜好，使得昆曲在扬州迅速发展。扬州所辖泰州、高邮，也出现了许多昆曲家班。家班首推俞锦泉家女昆部，“粉白黛绿不知数”“俞君声伎甲江南”“千秋风雅”“彻夜娇歌”（冒襄语）。
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而且“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文人士大夫和盐商的推崇，使得民间的昆曲清唱成为“时尚”，天启、崇祯年间，扬州妓女和秦淮八艳差不多，也以习唱昆曲抬身价，市民们亦以歌曲为荣耀。还在关帝庙、熙春台“斗曲”，其情其景，和苏州虎丘曲会类似。
扬州的昆曲，在郑板桥《扬州》诗中有十分形象的描述：“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还要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李贽的挚友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心有灵犀，汤翁“寸虚”的佛号就是达观所赐。《玉茗堂集》中有两首诗记下了汤翁在泰州的足迹。
孔尚任和泰州更是难分难解，《桃花扇》之修改、首演与完善，都在泰州完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印证陆萼庭关于扬州为全国昆曲三个“中心”之一的说法。
在杭州——
张岱《陶庵梦忆》说，杭州余蕴叔家班有一次演出时，“万余人齐声呐喊”，而苏州枫桥杨神庙的职业昆班的演出，“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难怪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说是“通国若狂”，可见，当时对昆曲的追捧，比现在的追星还要疯狂！
在温州——
明万历年间温州人姜准所著《歧海琐谈》说：“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
清人劳大与《瓯江逸记》说：“温州向多倡家……其俗最好演戏。或于街市，或于寺庙庵观，妇女如云，搭台纵观，终日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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