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讲法成功的关键是主讲禅宗。由于明朝初年重视佛教的传播，各佛教宗派如禅宗、净土、天台、贤首、律宗等竞相发展，至明中叶后，天台、贤首等诸宗渐渐衰息，而禅宗颇为盛行。禅宗不立文字，专指心源。禅宗创始人慧能(638-713)大师，认为佛既不在彼岸，也不在此岸，就在人的心中。心中之佛，才是真佛，才会为人所用。慧能进而认为，修行者想成佛，不必选择外求的路向，在“心”上下功夫即可。慧能还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要领悟此点，人人都可以成佛，特别是不用累世修行，也不需要布施大量财物，即可“顿悟成佛”。如何能“顿悟”，关键要做好“禅定”即修行者“静坐敛心”“专注一境”，久之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
慧能大师以“见性成佛”为宗旨，提倡不立文字，弘扬“顿悟”禅宗教义，为禅宗制定了理论框架和思想基础。他身后多位禅宗大师弘扬不辍。到憨山禅师(1546—1623)时尤大力弘扬禅宗，力倡“儒佛合一”。此观点大大拉近了僧俗之间的距离，更加增强了岭南文士对佛教的兴趣。聪明过人的函可经多年研修，对禅宗宗旨深谙娴熟，笃信不疑，完全融入自己的讲法中。由于禅宗颇具人性化的教旨，特别是讲到能否成佛，强调众生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此教旨不仅适应精英层的口味，也适应社会下层的诉求，所以为函可开法成功奠定了基础性前提。 然而，任何宗教派别的经文都是艰涩、枯燥的。禅宗经文也不例外。那么，函可演讲为什么能吸引僧众呢？细品《语录》内容，可发现函可开法时，有精妙的讲经艺术，即不是背诵枯燥的经文，而是用平实、通俗的语言，讲解他所要讲的经文。特别是不就经文注经文，而是针对僧众存在的“活思想”，将自己摆进去，有理有据地娓娓道来。《语录》卷五《普说》篇颇有代表性。比如，针对一些出家人担心“作佛不成，反被他人耻笑”而“虑得虑失”“屡进屡退”的现象，函可打个比喻进行规劝：“譬如人家生个孩子决定与他乳吃，难道怕人耻笑道者个才出胞胎底孩子，知他后来长得成长不成，便索性不与他乳吃不成？又如学堂里学生，决定教他读书。难道怕人耻笑道者几个学生知他后来中得中不得，便索性不教他不成？”针对一些出家人急于成佛的心态，函可比喻说：“世间百工技艺也无有一日二日学得底，何况作佛，最尊最大一件事。譬如种稻最易，见功也须春耕夏耘而后秋收有望。宁有今日下种明日收割之理？”针对两种现象，函可的结论是：“汝但辨一片决定心，长久心，切不得怕人耻笑，不得要求速效”，“诸兄弟只恁作去，不愁不成”。
函可讲法时不是一言堂，常伴有互动环节。如《普说》篇记载，函可说法中间，李居士插话问和尚：“历来士大夫学道多不得力，病在何处？”对此问，函可滔滔不绝回答了好多话，道出许多病因，其中两点说得非常恳切：一是“要学此道必须发个狠毒，将无始来一点习气，千难割万难割处，痛下一刀，如破竹头一节，节节皆破，一切缠缚不得”。另一影响士大夫学道的原因，是将儒、佛对立起来，即“真儒不必为佛，真佛不必为儒”。针对此函可明确主张：“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倘其半信半疑欲前且却，则并无病痛之可指，至如阴窃先哲之绪余，假张学道之旗帜，招罗少俊私立朋党，以致荆棘丛生，戈矛互起，国家之败蔑不由之是，又无药可疗，无方可治”。函可开法互动环节，效果甚好，李居士听后思想包袱解开了，“不觉唏嘘涕下，命笔纪之。以为士大夫学道者鉴”。
函可开法过程中，又一可贵之处不是空疏说儒谈禅，而是在说教之外身体力行，为僧众做言行表率。函可阐释儒学核心“仁”时，调子很高，认为“仁者人也，非人外别有能谓仁”，“皇天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何止六经皆仁注脚，三藏十二部亦仁注脚也。何也？非此则断断不可谓人，非此则断断无别有可以为人之道”。函可将学仁做好人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观，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所以，开法时向僧众信誓旦旦地说：“罪秃之心不过求所以为人，庶几无愧吾亲，无愧于吾君，即无愧于孔孟，即无愧于佛祖。”本来，是为僧众讲佛经，应大讲佛教教义、戒律、经典等，而函可常常把话锋转到儒学上，而且再三强调不学儒就难学佛，不“欲仁”就难“为人”。一般意义上说，调子如此之高，内容又如此空疏，很难让受众信服，很难不使听者厌烦。可是结果恰恰相反，函可讲佛受到极大欢迎，“四辈皆倾”，究其原因这同函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关系甚大。一年，盛京城从春天至夏季久旱不雨，城市外发生瘟疫，患者头痛腹胀、忽冷忽热、上吐下泻，几乎每天都有死于瘟疫者被送至城外掩埋，由此城中百姓惊恐万状，人们不敢出门，搞得大街小巷一片萧条。函可和尚见此情景，情急之下，大爱之心油然而生，他不辞辛苦，带领僧人奔赴盛京郊外东山嘴，采集马齿、霍香草等中草药材，经过加工煎制后，挨门挨户施送。有些患者持怀疑态度，函可等托言“观世音菩萨送来的救命草”，耐心劝人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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