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湾？”柳建国凸出的颧骨兀地显露，他惊愕地问。
“过大寿，为的是让她老人家高兴。在这里办，她没几个熟人，来的人大多是应酬。”柳保华说，“我想，就在黄洋湾的‘和谐苑’搭个帐篷，杀上几口猪、羊、牛的，把几家亲戚和老邻居们都请上。不收礼钱，请个戏班子，好好红火两天。”
“大，您定吧。”柳建国抬起厚厚的眼皮凝视着大说，“我原想把奶奶的百岁大寿办得热闹隆重些。订上市里最好的酒店，请一些亲戚、高朋贵客、社会名流来捧个场，不过您这样想，也有道理。”
柳保华也是八十岁出头的人了。
六十五岁前，他是个农民，陌生的乡里人见到他都以为他是个城里人。因为他平时穿扮整齐干净，又有文化，能弹拉吹唱，脸上总带着笑意，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六十五岁进城后。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草根，浑身散发着泥土味儿。尽管有很多人向他投来羡慕的眼神，但他晓得，那是当老板的儿子拥有的财富招惹来的，与他没有多少关系。他在这座城市里很难遇到个知音，只要他张嘴说话，那口浓重的陕北口音就把他与这座城市里的人截然分开。他习惯喝炒米奶茶，爱吃手把肉，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话，人们以为他是蒙古族。可是他在大街上偶尔遇到蒙古人，十有七八又不能用蒙古语流利地交流。他有时很郁闷，很寂寞，有空就往农村老家去。
这天，为筹备母亲的“百岁大寿”，柳保华在柳建国的陪同下，回到了黄洋湾。第二天，当太阳架在西北那片树林梢上时，他又来到那个岸边——
南北走向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又向东而去。
他站在河堤上，手遮着眉弓，挡下刺目的阳光和寒风，向四下里张望。顺着东去的黄河望去。冰封的黄河在远处缩成一个亮点。在那亮点的尽头。黄河又掉头向南奔腾，在这里划出个巨大的“几”字，犹如一个问号。柳保华想：它要问甚？难道像那首民歌所唱的那样：“谁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里有几十几条船……”
他看着枯竭萧条的黄河两岸，心中顿时有些失落。正要转身离开时，他的目光触碰到黄河上游的冰面，那冰面犹如点燃了时空倒回推进剂的火箭。顺着这条冰河轨道将他送回遥远的家乡——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黄河时的情景，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天，那时他八岁。
那天是七夕，柳保华跟随大柳如海去古城赶集，保华妈出来送行。
他们三人站在门前的两棵老柳树下。这两棵柳树树干七扭八歪，树枝纠缠在一起，看不清上面的喜鹊窝究竟坐落在哪棵树上。保华妈不愿让他们出门，便说：“今儿会下雨的，牛郎织女见面时老天爷都会哭的。”
柳如海肩上挑起了一副货郎担子，抬头嘹了一眼刚爬上柳树梢的烧得通红的太阳，说：“银河都旱干了，天上哪来的雨呀？”说罢，一甩头说：“保华，走吧。”
保华妈发髻向后梳得溜光，穿着斜襟褂子，打着裹腿的裤脚下露出一双小脚。她就这样站在树下，一直看着他们父子的身影在山沟沟里矮下去，矮下去，直到丈夫头上扎着的白羊肚手巾消失在视线里。
柳如海挑着担子走在前面，或哼着小曲，或扯着嗓子唱信天游。他的脚步像踩着节拍，肩上的担子也有节奏地颤悠着。柳保华见他这副模样，很是稀罕。他打量着大的背影，高大结实的身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藏蓝色褂子，左右肩膀上各打着一块灰布补丁，下身穿一条黑裤子，吊在小腿中央。
他们走进了那条沟连沟、沟套沟、嘹不见尽头的山沟里。沟底不透风，柳保华走得大汗淋漓。柳如海放下担子，坐在一块石头上说：“保华，歇歇吧。”
柳保华圪蹴在大的跟前，见他从兜里掏出了旱烟锅，一边解开缠绕在烟锅和布袋子上的一截绳子，一边问：“保华，你哪天生的？”说着，他将烟锅头伸进布袋里挖烟叶，又用拇指隔着布袋在烟锅头的部位摁了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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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