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篇：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第一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提出这一全新的战略构想，无疑极具针对性，值得深入思考并从新的战略高度予以把握。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显而易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应只是基于我国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存在并且不容忽视，但究其本质来看，上述矛盾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非现在才突显和更加尖锐的。相反，在整个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之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一枝独秀”，不仅现代农业的整体水平在持续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而且新农村建设的强度和力度前所未有，减贫规模和成果不断创造奇迹。这些基本事实表明，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总体上是持续发展的，在此背景下基于现实问题导向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说明农业和农村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患上了急需诊治的疾病，俗称“乡村病”，“乡村病”的日益加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正在侵蚀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领域付出艰辛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影响和削弱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利的全局性影响，危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稳定。
就现实看，下述突出的“乡村病”虽然是发展中的问题，但的确值得高度重视。
(一)要素非农化
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生产要素持续大规模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一方面，粗放的土地城市化虽有所遏制，但矛盾仍然突出，耕地大规模减少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同时还表现在质量上，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所吞噬的主要是良田沃土，对农业现实生产能力的损害极为严重。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仍然主要是离乡进城的主力军，严重失衡的劳动力流动趋势依然未能逆转，这一发展态势事实上是在从根本上损伤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此外，当前农村资金总体短缺，金融抑制矛盾依然尖锐，农民获得金融服务仍然十分困难。几乎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存在存贷差现象，农村稀缺资金仍然大规模向外部流失。
(二)劳动力老龄化
由于主要受人口外部非均衡流动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未富先老的矛盾十分尖锐。大多数农村地区实际务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0岁，劳动力老龄化矛盾加剧不仅直接带来因供给不足而不断推高农业人工成本的问题，而且促使老龄化的农村家庭由多种经营方式向单一经营方式转变，为自食而种地引致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结果是农业的兼业化和粗放化不断发展，“谁来种地”成为普遍性的突出矛盾。还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进一步拉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农业技能培训产生不良影响。而自给性的农业生产取向使老龄劳动力缺乏有效技术需求，对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持保守态度，“如何种地”同样成为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农村空心化
农村空心化是一个由于农村人口过度向外部流失引起的农村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综合退化的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农村公共服务有效需求显著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同步下降，部分自然村落出现总体性衰败甚至消亡的现象。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因农村人口减少造成部分村庄衰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共同趋势，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应当是力求使阵痛期更短和所付出代价更小，假如任由农村空心化无限制地恶性扩展，必然会产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将直接导致土地经营粗放化，进而形成影响农业产业升级的障碍，甚至还会产生向自给性农业倒退的现象。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动的背景之下，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并非单纯是农民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矛盾的加剧。老龄化、妇孺化与农村空心化相互交织，造成农村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及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四)环境污损化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而且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同样十分严重。我国农村不仅水土流失面积仍然在扩大，土地荒漠化的矛盾也十分尖锐，特别是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为严重的问题。其一是废弃物的污染，我国农膜的回收率和秸秆还田率都很低，农膜不能降解，直接危害土壤结构，大规模焚烧秸秆则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同时，目前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扩张使农村面临的面源污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而且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其二是生活污染，过去很多农村的生活用水排放后可以自然净化，但是现在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消毒液等不加任何处理就进入沟渠、耕地，造成日趋严重的水体和耕地污染。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农村生活垃圾数量激增，其中绝大部分垃圾未经过任何处理，成为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的又一重要根源。其三是投入品的污染，我国农业增长过度依赖化肥、农药投入的格局总体上仍未扭转，化肥和农药投入量大，利用率低，大量直接进入水体和土壤，致使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加重。农村生态环境红灯的全面拉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农民自身的基本生存，而且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矛盾持续加剧，这一现实问题已十分严峻。
事实上，上述“乡村病”虽然表征突出并且在一些方面还表现为有所加重的趋势，但总体上是显性的，来自社会的基本认识是相对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三方面的现实性严峻挑战尤需高度关注。
第一，不均衡发展。就产业看，现代农业的总体水平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极为显著地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在城市郊区、农业基础生产条件优越和交通相对便捷区域，各种现代农业模式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呈扩张性规模增长，而在偏远的传统农区，农业结构的转型提升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许多区域还存在向自给性生产方式退化的逆向调整特征，由于缺乏劳动力和缺失产业支持政策，这些区域相当部分农户家庭又被动地回归到低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因如此，当前我国面临着一些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另一些区域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趋于衰落两种趋势并存的严峻现实，农业产业发展的区域失衡矛盾十分突出。
就区域看，农村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同样十分严重。如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不断离开，部分自然村落逐步趋于消失，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不可逆的内在规律，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现象，中国不可能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部分人离开了，土地也不能荒芜、产业也不能萎缩、留守人口的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也不能降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注定逃不脱乡村衰退的厄运，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同样可以保持乡村稳定并完成现代化过程。但我国现在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区位条件差和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伴随人口外流的是乡村全面性的深度衰退，农村空心化与土地荒芜、粗放经营、产业萎缩在同一区域同时发生，在空间上完全重叠，与相对发达区域新农村建设所实现的深刻变化构成巨大反差。
毫无疑问，农村内部严重的产业和区域发展双重失衡的严峻现实尽管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内在必然性，但当这种失衡超过合理限度而对全局性稳定增长过程构成威胁时，就必然会成为需要及时解决的紧迫性重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绝不能仍然单纯是选择性地锦上添花，进而继续加重农村内部业已严重发展的失衡现象。相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更加关注产业发展滞后和乡村衰退严重的地区，突出重点，弥补短版，雪中送炭。
第二，短期化增长。虽然我国现代农业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相应的制度缺失，缺乏完备的约束机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化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习惯运用非市场手段直接干预农业产业发展过程，求大求快，偏好规模，不仅加剧供需脱节矛盾，而且成为为追求产业发展短期利益而不惜拼资源、拼环境行为广泛存在的重要诱因。对各类生产者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机制，在利益*大化的驱动之下，许多方面的短期化行为更是形成恶性发展，主要靠增加化肥、农药施用量，大量使用膨大素、瘦肉精等增加收入。正因如此，尽管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在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规模扩大和装备水平提升等重要方面成效显著，但的确不能过度满足于已有的进展，因为农业总体上还缺乏稳定的长效化产业发展机制，由此诱发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和农村环境恶化问题，无疑是农业短期化行为蔓延酿成的两大恶果，也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破解的关键性难题。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短期化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行政推动、大拆大建，为整齐划一的新村建设不惜毁损乡村自然风貌，牺牲独特的乡村价值，冲击乡村文化和传统治理体系。此外，当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短期化取向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重物质投入轻能力建设、重行政手段轻市场机制、重发展轻改革，都是当前脱贫攻坚中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
第三，虚假性繁荣。在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各地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多样化的突破性进展，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重大变化，这些成就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因为制度性等原因的影响，有的地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发展表现为华而不实的虚假性繁荣，有增长之形而无发展之实。一些连片集中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很多规模庞大的龙头企业，其现代化程度和农业装备水平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如果撇开华丽的现代高端表象，深寻其背后的生存发展机理，就会发现这些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远超其实际能力的先进的现代化外壳实际上主要是由巨量财政补贴性投入“制造”出来的，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有产出无盈利，赔钱赚吆喝，离开财政保姆式的支持就没有基本的市场生存能力。许多进入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事实上是“项庄舞剑，意在补贴”。不合理的财政补贴方式扭曲了这些企业的行为方式，生产规模越大，补贴力度就越强，报的项目越高端，获得的支持资金就越多，导致相当一部分龙头企业可以不考虑投资的市场经济性，不重视基本的投入产出比，认为只要有现代化外部形象就能生存，能吸引眼球就可以获取财政性资源。据此可以判定，局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表现为虚假性繁荣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危害不仅对我国农业通过现代化改造提升市场竞争力构成了延缓性消极影响，而且使补贴政策不合理带来的财政支农资金低效使用的问题更为突出，加剧了财政支农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
在考察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虚假性繁荣的现象同样存在，在一些地区，为建新村而建新村，脱离现实需求，过度强调提高集中度，以较高的建房补贴把部分已外迁农民的有限积累导向于原居住地的农房建设，虽然满足了地方政府打造美丽乡村样板的需要，但其实际居住功能的发挥受到直接影响，有的甚至出现新村建成之日就是闲置之时的现象，同时，部分全新打造的农民新村也表现出一定的空心化态势，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乡村病”和不均衡发展、短期化增长、虚假性繁荣等隐患的共同影响，使得我国农业在持续增长中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优质安全农产品需求，乡村在不断改造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保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农民在收入日趋多样化的同时实现稳定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宏观背景提出来的，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在确切意义上应当是以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为基本支撑，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版，破解重大难题。
二、乡村振兴战略路径选择
综上，乡村振兴战略指向是十分清晰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战略路径，如果路径选择不当，就会走入歧途，以致后患无穷，这方面过去有非常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从宏观层面看，基于当前现实需求的乡村振兴应当选择四个方面的关键性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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