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对别人是荒废，而对张克勤，是一种韬光养晦，艺术上厚积薄发的开始。
十年，张克勤每天都在练习，一天都没有丢下过功夫。
十年，张克勤都在自我磨练，都在“磨刀”。
张克勤在歌舞团，唱跳到而立之年。
某个时间，他会经常考虑着自己未来的路。
若这么跳下去，等待他的或许是提早告别舞台。身体不允许，专业也不允许。
“我是为观众表演的，绝非是一个匆匆过客；虾仁鳝糊面，我还要吃下去，我还有努力勤奋的空间。”张克勤暗自思忖。
“文革”后期，张克勤还是在歌舞团工作，跳舞、演样板戏配角的任务慢慢减少。可是他没有放松对评话、独脚戏的学习和练习，仿佛有种莫名的力量，让张克勤坚持着。也许是为了可以在那个荒诞的时代找点乐子，让他自己感觉过得并没有那么艰苦；也或许是为同处那个时代的人，带来点精神上的甜味，反正一起这么熬着。
张克勤对评话、弹词甚至话剧都有所涉猎，上海说唱源于独脚戏中“唱派”，在某些方面和评话的基本功还有些相通，比如：说表、快口、贯口等等。都是靠一个人，一个或者几个串联的故事，通过语言节奏变换，让听众的心跟着故事情节一起走。时高时低、忽快忽慢、忽而激烈、忽而平静。上海说唱名家黄永生，宁波人，年长张克勤十三岁，师从著名滑稽大师袁一灵先生，以快口说唱为特色。1956年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提议下，他把这样的说唱表演方式定名为“上海说唱”。黄永生以一曲《古彩戏法》唱红于江南江北。、张克勤说：“每次和黄老师碰面，我都向他讨教。他一边讲，我就在认真听。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我喜欢这个艺术表演形式。我是说评话出身，这个当中很多内容、技巧我都能在说书中借鉴。他特地教我《高二毛》，让我来演出，凭着这个节目，跟着团里演出，倒也游刃有余。黄先生在说唱艺术上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我到上海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会热情邀请我看他的演出，趁着演出间隙，他还会细细跟我讲一些表演当中要注意和要突出的内容。第一场书听完后，他要赶下一场演出，如果我没事，他会叫我一起去，多跟着听听、看看、学学，抓住每一次的机会给我传授说唱经验和技巧。”
“黄老师是识才、爱才、惜才的。他一直把我当作学生，每每和旁人提及我，都说小张是我学生，特地送了我一副‘刮子’（表演浦东说书的乐器），希望我成为一个说唱演员，传承说唱的衣钵。我也总是‘黄老师’喊着，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正式拜师，不免是个小遗憾。”
这段“叫名”师生缘一直这么维持着，后来在张克勤去上海、走无锡、归苏州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张克勤常去看黄永生的表演，带着高翔飞曾经的教诲“要多去看别人的表演，多去对比不同风格”，去“偷师”和讨教。慢慢把当中的技巧用到他说评话、唱独脚戏的内容中。为他后来坚定走在滑稽艺术表演道路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克勤除了练功，因为孩子临近出生，照顾家里的事多一些。单位也知道张克勤这个情况，让他以一些行政工作为主。安排剧团演出、车辆、住宿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行政主管，单位领导戏说：“你当团长蛮好，一件件事情倒直的右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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