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治学严谨，且学且行
访徐基老师
教师简介：徐基，男，1941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及中国殷商学会会员。1965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入职辽宁省朝阳地区文教局；1978年10月调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执教至新千年退休。
曾先后四次带本科生和文博班赴尹家城、大辛庄、薛故城和姑子坪进行考古发掘田野实习；三峡工程启动后，又随我校派出的四人考古小组赴开县作调查发掘。
曾授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古代货币及文物考古基本知识讲座等。
采访时间：2022年9月6日
采访方式：电话采访
刘索焓：您曾主持过大辛庄遗址的发掘，那里出土了很多甲骨片，还有青铜器，请您讲讲在遗址发掘过程中给您印象深刻的事。
徐基：继1984年的发掘之后，方辉老师和陈雪香老师再次发掘大辛庄遗址，收获颇丰，不久即召开了一个有外地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让我们讲话，各位老师都做了准备，我就写了一个《对大辛庄遗址的认识和感悟》。记得之前，我跟陈淑卿老师和一个韩国留学生，骑自行车到大辛庄遗址回望，去看看近十年来遗址有什么变化，就是因为它早年有青铜器和棺椁墓出露，这是商代礼制的反映，对判定遗址的性质很重要，对此我们都有兴趣。那次发掘，印象深刻的的当然是5号墓的发现；再就是11月27日，一场大雪过后我们还在发掘——好几个同学手脚都有冻伤。这次收获很大，由此感受到考古的快乐，同学们也经历了难以言状的困苦，全面接受了考古学的洗礼。
大辛庄遗址是很重要的，1984年发掘后我们也做过一次较大范围调查，认为它可能是方国级遗址。它附近有零落的遗址，像王舍人庄、趵突泉东侧等处，但我们调查的结果不理想，显然是普查和调查都比较潦草，不够细致了。大辛庄遗址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发掘至少有5次。拿我们学校来说，每一届考古专业的同学，都要到大辛庄遗址调查（实习）。遗址距学校近，七八里路走过去很方便的——这也说明系里对大辛庄遗址是很看重的。我们发掘的时候，在5号墓和几座小墓葬发现青铜器，高兴得不得了。5号墓算是最大的，有一棺一椁，还有一套礼器——铜鼎、觚、爵和玉龙、玉虎（很清楚的左、右配置）。按照一般的概念来说，这显然是士一级的墓葬了——当时就想，有士就会有大夫级别的高规格墓及其待遇遗存，但我们没机会了。这也让我们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之前，曾经发现过白陶片、原始瓷和青铜器，但是正式发掘的棺椁墓、成套礼器还是第一次。正是因为这个墓葬的出现，才有后来方辉老师的发掘。他们的运气更好，发现更大、更丰富的墓葬，除卜骨外，更发现了有文字的甲骨片是特别重要的考古发现。遗址的范围很大，有几十万平方米，这就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发布会。可以说，大辛庄遗址的发掘是我们学校、我们专业对商代历史考古做出的贡献。
刘索焓：那您认为大辛庄发掘对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 基：首先，我们每一届的考古班的学生都要到那里去调查，这一举措很正确，实地考察与课堂结合很重要，要坚持做下去。其次，我们在1984年发现了5号棺椁墓和甲骨片，出现了青铜器和玉石礼器后，历史系的老师全体到那里去参观，也看出这个遗址的重要和老师们的兴趣；这对历史学专家们也是一次考古学普及。当时的发现只是常规的，一小套青铜礼器在商周考古中，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5号墓在商王朝东鄙的大辛庄、原东夷人活动地，这就不一般了。遗址发掘过四五次，青铜器出土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没有找到出土具体地点，总是很遗憾的事，不甘心啊！
当然，正是他们一次次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疑点和线索。这个5号墓再往东边移30米，就是方老师他们发现更多青铜器的墓葬区——相对而言那可能是又一个族墓地（贵族的？）了；仅就这个遗址而言，对于山东省、对我们系，乃至对于我们考古人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思考。如对整个遗址的性质、定位、规划，遗址内涵的分析、认识，及其与中原商文化的比较研究，乃至与东夷人的岳石文化的关系等，都是有启发、有积极意义的。
刘索焓：山大考古从创立至今到现在已经历经了50年的风雨，一代又一代山大人从前辈的手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铸就了山大考古今日的辉煌。您能谈一谈山大考古50年的历史中对您最有感触的人和事吗？
徐 基：首先要大家记得考古专业的创始人刘敦愿先生。这位老先生原不是搞考古的，但是参加了在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考古培训班，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对考古学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兴趣，并成就为一位美术考古学家。因此在1972年，先生高瞻远瞩地跟上了在大学开办考古专业的形势，创办了山大考古专业。
当时的山大考古能力有限，是他和蔡凤书、宋百川、李肇年、马良民老师等几人，办起了这个专业；先后聘请过北京大学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先生，请了省内专家来上课、讲座。渐渐地又有于海广、任相宏、刘凤君、张守林、宋艳波，和先后留校的栾丰实、王子厚、杨爱国、许宏、崔大庸、方辉、李慧竹、王青、靳桂云、陈淑卿、王强等老师加入，师资队伍日渐健全起来，专业也有大拓展。每届新生入学，几乎都陆续为专业注入新鲜血液，当然，还有兄弟院校新锐才俊的入驻，山大考古得以茁壮成长，繁荣昌盛。
另外，环顾四海，从我专业走出的同学，大多都搞出了名堂。进京的成了专家学者，地方上的成为学术骨干，出类拔萃者当上馆长、所长，俨然是一方方“诸侯”，都为学校增光添色了。
总之，刘敦愿先生对我们学校考古专业的建设有开创之功，卓有远见；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能屹立于国内诸大学考古学之林，刘敦愿先生其功莫大焉。
刘索焓：请问您是为何选择考古学并决定在山大任教的？能谈谈您在山大任教的过程中发生发生了哪些让您感触至深的事情吗？
徐基：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是在北京大学学的考古学。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是个“地主”。但是我好像没必要背这个历史的包袱，内心里颇倚仗我的两个姐姐是解放军、中共党员，而且分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就参加革命的，我是完全、地地道道地出自一个进步家庭。说到这里我就再多说几句，那也是一段真实的现代史。史实是，我来自一个八口之家，拥地30亩，房屋18间，骡子一匹，大车一驾，长工一名；那个“地主成分”着实略显滑稽，1947年二姐徐義坤的军属证上，明确写着“家庭成分：中农”，三年后却变成地主，帽子给我奶奶徐张氏戴上了；我的父亲是职员（长期在东北当学徒、技术员）、乡人民代表、中共预备党员。我就不懂怎么又弄成后来这个样子了？（后来听说乡里是按住户比例，找出地多、家富的，我们这可能是“国内最小地主之家”吧？）我家发生的这个事，后来也得以澄清，可是太晚了！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处处得谨小慎微，当然，包袱还是让背上了——“组织”上掌握，不过，年级（支部）班里对我还挺好的；只是没批准我入团（笑）。
当时我想，考古事业基本上不接近、远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也不懂政治，离它远点儿就是了。考古是一门技术性的、知识性的学科，又可以背上相机到处跑，尤其是乡下——我喜欢农村。所以我就选择了考古专业（我当时的思想是既“复杂”又幼稚的）。当年北大考古对学生体质要求是很严格的，因为将来的工作，就是爬山越岭到田野，多跑路，不收扁平足。还可能会饿肚子，我在朝阳清理一座盗余的元代墓，只剩一件小影青执壶，结果，生产队忘记给我派饭了，这是后话。
1965年夏末，我毕业被分配到辽宁省朝阳市文教局工作。那里在古代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中原通东北的枢纽地带，又是山地草原畜牧业与大中原农业文明的交汇区。可是专业人员就我一个，局里人事科长起初是让我当历史或语文教师。我不干，在招待所待了5天——趁空登上凤凰山，朝拜了朝阳古洞里的卧佛。几天后孙天凡局长回局，他很重视，没有让我参加当时的四清运动，叫我到文化科做考古工作。
当时，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北票西官营子、发掘北燕国王的弟弟冯素弗的墓葬。我在那里待了40多天，石椁大墓，4颗印章200多件随葬品，很增长见识。以后我就在科里，没有考古调查发掘权，就随科里做日常工作。当地经济、文化都属后进区，下乡放幻灯片，作政策宣传、文化普及，抗旱挑水上山植树的一些活动，都会有我的份儿。我也曾经多次参与带京剧团去驻地慰问解放军、慰问贫下中农的活动；日常文物工作是不定期到各县文化馆、废品收购站，宣传政策、拣选文物。成日如此地工作，生活，我自然渐感不安心，整整的13年就这样蹉跎过去了。所以，后来我当考古教师，实属半路出家，虽说努力了，还难说是个很称职的人民教师。
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所以我就申请要回到山东，经过四五年的请求，在老同事的同情与帮助下，调到了山东大学。当时是于海广、宋百川老师到朝阳了解、接受了我。我是很高兴的，离家近了，可以常看看两位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人，了了尽点孝道，以求得心安些；也因为我哥哥正好先行调回掖县，我便安心在山大待下了。
当时考古专业还不能算人强马壮，专业人员不多，让我具体干的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但是搞田野发掘的一直人手不够，我就又被安排到新石器时代组了。但我对商周考古比较感兴趣，后来还真有机会碰上大辛庄遗址发掘，让我带队，我是欣然接受的。
刘先生对我从地方上回到高校的考古专业还是很重视和关心的，批准、同意我到北大回炉进修半年，我自己也很珍视这个机会；进京未久，碰巧栾老师那个班到京参观实习，宋老师让我接手带他们参观几个大博物馆。我带同学们拜会了苏秉琦、贾兰坡和严文明先生，并分别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大聆听了几位先生的报告。我在后来的教学、考古发掘中得到了锻炼，也得到了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若说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跟别的老师相比，我只能说：“努力了，成绩是小小的，没有误人子弟吧！”
刘索焓：请问您认为山大考古精神包括什么？还有您对于我们考古文博班的后辈
还有什么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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