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概要》绪论
秦汉史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自魏晋以降,直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历代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基本以秦汉之制为基准而发展变化,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矛盾迄无实质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秦汉,就没有封建时代的中国。所以,秦汉史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不仅有人终生从事秦汉史的研究,甚至绝大多数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也往往把秦汉史作为其专题研究的先导。显而易见,秦汉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特的重要意义。
一、秦汉史研究的范围、对象和特点
所谓秦汉史研究的范围,是指上下断限而言。
众所周知,秦汉史的上限是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建立秦王朝之时,至今没有争议。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这一上限常常被打破。究其原因,无非是秦王朝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仅有15年。有关秦朝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结构、军事制度,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史料十分有限,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如秦简,其主要内容也是反映秦国的制度,很少涉及到秦朝的历史。鉴于秦朝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产物,而是秦国,尤其是商鞅变法以来,历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和秦王嬴政五代140年左右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过程的必然结果。可见秦朝之制实际上是秦国之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改进和实施,其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所以秦汉史研究者往往把研究范围上溯到商鞅变法,甚至还要追述一下秦人先祖的早期历史,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林剑鸣的《秦史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因此,秦汉史研究的上限不必拘泥于公元前221年的界限。至少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国历史,也应该纳入秦汉史研究的范围。
关于秦汉史研究的下限,传统的观点是断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即至曹丕代汉,建立魏国止。这一说法仅以东汉末代皇帝失去帝位为主要依据,而无视自黄巾起义被镇压的同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的客观事实,是很不足取的。一般说来,汉灵帝死后,无论是少帝还是献帝,都是各路军阀手中的玩偶。不过,各霸一方的军阀力量虽然有强有弱,但开始时却并未形成一个可以左右全国形势的政治集团。而汉室仍拥有一大批较为忠实的追随者,竭力企图维护汉献帝的正统地位。因此,当时的东汉政权还存在__着一个短暂的苟延残喘的时期。直到建安元年(196 年),汉献帝迁都许昌,寄身于曹操的卵翼之下,这一局面才开始有了决定性的改变。从此以曹操为主的强大的政治集团直接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迅速统一北方,虎视巴蜀、江南,揭开了三国鼎立新时期的序幕。所以把196 年作为秦汉史研究的下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既然已经明了秦汉史研究的范围,那么秦汉史研究的对象就迎刃而解了。也就是说,凡是上溯到秦国商鞅变法,下探及汉献帝迁都许昌止的,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朝代的五百余年历史的全部内容,都是秦汉史研究的对象。
秦汉史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对象,我们不能不加区别地眉毛胡子一把抓,其结果必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因此,区别课题的主次缓急,是十分重要的事。可以说诸如秦汉的社会性质、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战争、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形成及其与诸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无疑是主要研究的对象。这些牵动全局的问题弄懂了,那么秦汉史的其他问题,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当然,在研究主要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问题的探讨。比如对汉代家族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讨,自1949 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来,几乎无人问津,近几年才稍有转机。其中关于两汉豪族发展变迁史的探索,对解决秦汉社会性质、中央集权制的衰落和世族门阀的形成等问题,大有帮助。而在了解汉代饮食生活基本以一日两餐为主要形式的情况后,对某些学者过高估计两汉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也等于注入了一针清醒剂。
因此,我们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开拓新领域,以点带面,相辅相成。这样,秦汉史研究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下去。
无需讳言,秦汉史研究的难度是较大的。主要是理论上有待于突破,史料极需要开拓。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秦汉史的研究就难以深入。
比如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不仅是秦汉史研究者重点攻关的对象,也是中国古史分期争论的焦点。尽管已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离问题的*终解决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主要原因*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基本定义和主要理论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理解上也带有较大的片面性。所以至今尚没人能够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回答。甚至在如何区别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这种状况不改变,秦汉社会性质的问题自然不可能解决好,而秦汉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必然受到影响。其次,为了弄清秦汉社会性质,在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秦汉租佃制度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秦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秦汉自耕农的地位,秦汉官私奴婢的数量、来源、地位及其在农业、工商业中的作用,秦汉地主阶级的类别及其历史作用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__然而由于史料的不足,许多问题仍难以形成定论。如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汉代持锸、持锄奴隶俑和遣策中有关从事农田劳动的大奴大婢的记载,使我们清楚了汉代奴婢并非完全是家务奴隶,他们也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者。这说明秦汉社会的确打下了很深的奴隶制印记。然而这种生产奴隶是否构成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流,他们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和作用如何,都仍缺乏充分的材料予以说明。
从上述典型事例中不难看出,秦汉史是块“硬骨头”,比较“难啃”。面对这一特点,有志于秦汉史研究的青年同志,应该*先树立高度的使命感和战胜困难的信心。因为只要我们认真、全面、深入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进行分析、比较和概括,又注意吸收近几十年来中外理论界和历史界、考古界的*新科学成果和研究方法,理论难关的突破是完全可能的。其结果不但会把秦汉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也会给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至于史料不足的难题,也是可以逐步解决的。除了进一步从“前四史”为主体的秦汉史籍中再加爬梳外,还应积极开拓史料收集的范围,将经、子、集部诸书中零散的有用资料,汇总起来。此外,清人的考订之作,还大有潜力可挖。而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70 年以来,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秦汉考古资料大批出土。除轰动中外的居延和张家山新出土的大批汉简外,*近在西安西汉未央宫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汉代官府的档案材料。其记载之完整,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估计这种势头还将持续下去,许多沉埋已久的历史真相,必将陆续大白于天下。
因此可以断言,秦汉史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二、秦汉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必须*先了解这项事业的重要性,端正工作的目的,才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并满怀热情地为之奋斗。研究秦汉史,也是如此。
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奠基时期,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于此确立。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皇权形成于秦汉。从秦始皇自号“皇帝”开始,全国的主要政务由皇帝裁决,中央乃至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全国的军队由皇帝批准调动。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国家的化身,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以世袭的形式逐代传递。
之所以这样讲,又是因为秦汉时期分别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完备的行政体制。秦朝建立后,中央设“三公九卿制”。所谓“三公”,是由丞相总领百官,助理万机,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三者职掌有别,既互相协作,又互相牵制,分别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则分管财政、礼仪、刑法、公共工程、警卫、少数民族等具体国家事务。而地方则实行郡县制。郡设郡守、郡尉、郡监,与中央“三公”相对应,是上情__下达的关键一环。县是基层行政机构,皇帝任免官吏,至县而止。其下设乡、亭、里等乡间组织,以直接控制百姓。这一自上而下的庞大官僚体系,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调整,但其基本内容毫无改动。
同时又必须看到,西汉时的豪强已然鱼肉乡里,干扰地方政治。进入东汉,门阀世族的出现,又严重威胁着皇权。因而在中央集权制的形式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也一直存在着封建统一局面下的各种形式的封建割据。这一特点,也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始终。
之所以这样讲,还因为到了秦汉,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形态,并成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命“黔*自实田”,意味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法典化。刘邦于汉初“复故爵田宅”,进一步推动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文景时期的黄老之治,更使“豪强富人占田逾侈”,终于形成不可遏止之势,并且激化了阶级矛盾,武帝、哀帝、王莽都曾试图限制土地兼并,但均失败。两汉之际,大田庄经济的出现,更标志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此保护和扶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为历代封建政权的重要职能。
之所以这样讲,也因为秦始皇以法家为核心,*先实行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从汉武帝开始,又确立了儒学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不复存在。以儒学为主,兼容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各派学说中有利于专制主义的内容形成的新儒教,是整个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东汉时佛学的东渐和道教的流播,又成为儒教的重要补充,形成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大精神枷锁。其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至今仍有影响。
之所以这样讲,更因为从**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开始,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它标志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秦汉三次农民大起义,都推翻了腐朽的旧王朝,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强大威力。他们的英勇斗争,调整了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推动着社会经济不断朝前发展。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毫无疑义,秦汉社会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诸制之源,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入门钥匙,是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秦汉时代还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秦统一天下之后,先秦时期的“华人”和“夷人”,一概被称为“秦人”。他们分布在广阔的疆域之内,说着彼此基本听得懂的语言,过着大致方式相似的生活,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意识。一个民族所必须具备的四大因素,秦汉时期的汉民族都已具备。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大家庭。秦汉时期许多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同时大批汉族人民也迁往少数民族地区。在统一的国家中,作出各自积极的贡献。尽管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平等的民族关系,征服和被征服是*常见的民族压迫形式。然而,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毕竟是主流。从秦汉开始,凡属中国版图内的诸民族就已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创造着灿烂的古代文明。
秦汉时代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转折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史的新纪元。中国的丝绸、冶铁技术、水利技术等传入中亚和欧洲;西方的玻璃、呢绒、芝麻、大蒜等和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艺术等也大批传入中国。同时,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远距离地传播中国文化,不仅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我国古代的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活力。
因此,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秦汉史研究无疑是总结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文明程度,振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内容之一。
秦汉史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当今秦汉史研究的水平却与之不相适应。许多重要课题仍悬而未决,许多重要领域还有待于开发,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参加到秦汉史研究者的队伍中来,为改变秦汉史研究的落后面貌,为繁荣我国的史学,为两个文明的建设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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