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翻译教育发展概述
翻译专业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一样都是基于社会经济文化的需求应运而生，但与物理、语文和历史等专业教育相较，翻译专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态势，翻译专业教育已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 翻译教育发展回顾
“纵观人类自古及今教育演变的过程，其基本线索有二。**，人类历史上存在着自在教育和自为教育的这样两种不同层次、不同体系、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教育 教育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胡德海，2013：165）翻译教育的发展也遵循着从“自在”向“自为”的线索演进，经历了从译员个体适应性教育到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系统化、规模化教育的发展过程。
一、西方翻译教育发展回顾
根据中、西方翻译学者（Baker，2004；谭载喜，2004；谢天振、何邵斌，2013）的研究，西方早期翻译实践活动主要为《圣经》的翻译和古希腊、古罗马**著作的翻译，在9世纪和10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成为西方重要的翻译和学术研究重镇。早期的翻译活动成为西方**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的重要形式，推动了欧洲民族语言的形成与演变，促进了翻译理论的萌芽与发展。然而，从翻译活动出现到翻译组织化的培训萌发之前，翻译活动是相对个体化的工作，缺乏专职教师、教学场所与教材，也无一定的教学制度和形式，因而早期的翻译教育具有自发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翻译教育处于漫长的“自在”状态。
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催生了对译员的需求，*早在国家层面设立的译员培训中心的历史可追溯至1669年。法国颁布了“科尔伯特法令”（Colbert Decree），要求培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译员，随后促成了康斯坦丁堡学院（Constantinople School）的成立。1754年，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下令成立了东方学院（Oriental Academy）。19世纪，*大的翻译学院当属1835年成立的埃及翻译学院。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为了扩大经济与文化影响、加深沟通与交流，西方外交翻译、法律翻译和商务翻译的专门化培训日益增多。1884年，柏林的洪堡大学开设了*早的翻译培训课程，并授予文凭，在其后的100年间，该大学开展了多种类型的针对专门外事译员的翻译教学；在此时期，西班牙政府开始以考试方式选拔专职译员，译员主要负责翻译公文，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也承传了这一做法。法律译员的培养是20世纪初翻译培训的主要任务之一。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1921年就开始培养公证事务方面的专职笔译和口译人员；自1931年，巴黎学院的比较法学院（Paris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w）开始培养法律翻译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合作程度加深，国际社会对译员需求增加，人们对翻译工作特质的认识不断深入，西方翻译教学逐步与语言教育相分离，西方翻译院校随之兴起，如在1936年渥太华大学（Universtiy of Ottwa）开始专业翻译教学，1957年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Institut Supérieur d’Interprétation et de Traduction）成立。（Baker，2004）
根据谢天振和何邵斌（2013）、谭载喜（2004）等学者对翻译教育机构发展的相关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西方翻译院系蓬勃生发的重要时期：1957年，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开设了口译系和笔译系，到1972年就有十多种语言的翻译专业课程，后来增设翻译研究中心。多年来，该校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翻译人才；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从1936年开始翻译专业教学，开设了非常丰富的翻译专业课程。美国的翻译专业教学也在此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为保障翻译工作者权益、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优化译者教育质量和环境，西方翻译工作者协会日渐增多。1953年，国际翻译家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FIT）成立，目前拥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会员组织。同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ètes de Conférence，AIIC）。西方的翻译协会数量与类型日益增多，并逐渐与翻译院校建立联系，1964年正式成立了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CIUTI），该联合会逐渐成为全球**翻译学院的联合组织和国际权威翻译教育认证组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展，西方翻译教育体系日趋完善，翻译协会的兴起和翻译行业的快速发展更是有力促进了翻译教育与职业领域的联系和互动。综而观之，目前国外翻译教育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征（祝朝伟，2014；张文鹤、文军，2017；焦鹏帅、秦潞山，2022）：①翻译教育呈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倾向；②翻译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学位项目与层次出现细分趋势；③广泛采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二、我国翻译教育发展回顾
（一）发展线索
我国邻邦众多，中外交流广泛，翻译在历史上一直有着重要地位。根据马祖毅（2006）对我国翻译活动的研究，早期翻译活动的记载散见于史书，主要是在与外事活动的相关记载之中，对译员职位、隶属机构和重要译员培训的记载相对明确，但是译者的相关记载甚少，译者基本是“隐身”的。在唐朝，玄奘组织了大型译场，进行规模化、系统化的佛经翻译。他主持译场时培养翻译人才的远见卓识之举，对后来的佛经翻译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始于明代的“四夷馆”。从明初开始，外交往来频繁，有些外事活动规模甚大，繁重的翻译任务促使政府设立了“四夷馆”，作为专门的口笔译人员的培养机构，服务于外事往来交际，以解时需。“四夷馆”译员的考评与供职情况在史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也有少量关于翻译教学的介绍。
根据穆雷（1999）和邹振环（2017）对我国翻译教学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出现了专门外国语学校，主要有外国传教士设立的语言学校，洋务派兴办的同文馆、书院和学堂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建立的外国语专门学校。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所培养译员的正式教学机构。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翻译科，不久翻译科又并入该校增设的译学馆，以研习英、俄、法、德、日等语言文字为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外语翻译专业的起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中多有翻译课程开设，但相关资料较少。邹振环（2017：45）认为“总体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近代意义的翻译教学还是在外语教学的框架内进行的”。1912—1946年，许多翻译教学活动与当时的国情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如1941年为配合“飞虎队”作战，成立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邹振环，2017：50）。1941年，中央军委指示，设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1942年，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调整为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军委俄文学校增设了英文科，于是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1944年延安外国语学校以培养军事翻译人才和新中国外交人才为重点，对当时翻译教学中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所学校培养了新中国急需的大批翻译人才，也为我国的翻译教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语院校数量逐步增多，翻译课程主要作为技能类课程依存于外语专业教学和公共外语教学体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确定为必修课程（穆雷，1999），但学校对翻译教学重视程度不一，有些学校未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而有些学校的翻译课在高年级形成了相对模块化的安排。1964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加强翻译教学和培养高级译员的要求，“能够比较准确和通顺地口译和笔译一般的政治文件和浅近的文艺作品。以培养外事翻译为主的高等外语院系，还应该使学生学会外文打字等技术。某些基础和条件较好的学校，还应该举办外语研修班，着重培养高水平的外语师资和高级翻译”（穆雷，1999：13）。但由于时局影响，这一规划未能付诸实施。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逐步发展。1979年，翻译课程正式确立为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随后有专门翻译教材出版，促进了翻译教学内容组织的有序化。在1984年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试行方案》和199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试行本）》中，对翻译课程的开设要求和学生应达到的翻译水平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设定了翻译评估的量化要求。2000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之前两个大纲的基础上，*次将口译课程纳入翻译教学中，并要求将其作为一门*立的必修课程在高等院校开设。不同时期的大纲，体现出翻译教学在我国外语专业教学体系中的演进历程。整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外语专业，但翻译课程在外语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小，翻译课程在外语课程体系中以子系统方式存在，课程门数有限、课程类型单一。
21世纪翻译教育迎来了新时代，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自主设置了**个翻译学二级学科学位点，并于2005年开始招收翻译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我国将3所高等院校作为试点，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2007年全国15所院校获准招收口笔译方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至此，我国形成了层级完整、初具规模的高等学校翻译教育体系（仲伟合，2019），具体标志性事件见表1.1。
表1.1 我国翻译教育体系构建大事表
我国翻译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引起国际关注，我国翻译院校2014年以来逐渐参与到翻译专业教育的国际活动之中（苗菊、杨清珍，2014：55）：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已成为CIUTI的成员，2014年，CIUTI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2016年，CIUTI亚太办公室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设立（王静，2016）。这些国际化的翻译教育交流活动体现出我国翻译专业教育与国际同行互动范围不断扩大、合作日益加深，也标志着我国翻译专业教育走向了“全面自为”的新阶段。
（二）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的*特性
2006年，**批本科翻译专业试点培养之后，翻译专业日益受到重视，2012年翻译专业教育由“目录外试办专业”进入“基本目录”（仲伟合、赵军峰，2015）。自此我国翻译专业教育从外语教育系统中分离了出来，体现出翻译作为专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的*特性。
1. 体系发展的逆向性
从我国翻译教育体系的层级发展来看，翻译专业教育建设起步*晚，“翻译教育在我国呈逆向结构，即先有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方向人才培养，而后在大学本科设立翻译学院或系，且大多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教育均为译学研究，注重以文学翻译研究为主的理论层面的学术研究”（姜秋霞、曹进，2006：8）。翻译专业从外语专业中孕育而出，成立时间晚。但是新专业需要系统化发展。如何促进教育系统内的课程、教学管理、教学资源、评估体系的协调发展以及该系统和翻译职业领域的互动？这一直是我国翻译专业教育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庄智象，2007；柴明颎，2010；仲伟合，2015；焦鹏帅，2018；肖维青、冯庆华，2019）。
2. 翻译院校教育生态的多样性
我国外语大类专业包括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等，其中翻译专业成为近些年发展*快的专业，承担翻译专业教育的培养院校数量大、类型多。2006年仅3所试点院校，但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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