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东方学及戏*史研究的新向度
一、20世纪上半叶东方学视野下的丝路音乐交流研究
1.国际东方学与境外丝路音乐交流研究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它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东方主义的早期酝酿，是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①20世纪初，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加之敦煌文献的出现，汉学、中东学、日本学成为显学，从而形成了东方学学科群体。从学科领域看，有东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经济、社会等分支学科；从研究区域看，有中国学（汉学）、西夏学、敦煌学、藏学、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伊朗学、阿拉伯学、中东学、日本学、印度学、朝鲜学等分支学科。本书关注的丝路音乐交流研究属于东方学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
国外昀早对中国音乐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几位东方学大家，如埃玛纽埃尔-爱德华 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在《论希腊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中对十二律的研究②；库朗（ M. Courant）在《中国古典音乐史论》中对中国音乐理论、本土和外来乐器、历代各类乐队组织及歌舞乐的系统研究③；伊斯莱克（ F. W. Eastlake）在《中国的舌簧乐器：笙》中对笙的研究；伯希和（ P. Pelliot）在《箜篌与火不思》中对箜篌的研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在《中国雅乐及其东传日本》《琴铭的研究》《三古琴》《琴道》《嵇康及其琴赋》等对古琴的研究；德赫鲁（ De Groot）《东印度群岛和东南亚细亚大陆的三铜鼓》有关铜鼓的研究；劳弗尔（B.Laufer）《西藏民间的灵鸟**》《西藏的外来语》《中国—伊朗语汇》等对乐器名称的语源的研究；等等①。
敦煌学的兴起帀启了丝路音乐研究。例如，伯希和《敦煌石窟》对石窟的图像学记录与研究②；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对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乐器的收集与记录③；小野玄妙在《佛教艺术与历史》中讨论“变”字含义与艺术的关联④。此外，亚瑟 威利（ Arthur Waley）⑤也是较早涉及唐代变文研究的东方学学者，他从20世纪初便帀始接触敦煌学，在其《中国绘画研究导论》⑥和《斯坦因敦煌画录》⑦两书中，设有关于敦煌写卷和敦煌绘画与文本的章节。至少在1925年，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就帀始关注变文、戏剧与佛经三者的联系。西勒万 列维（ Sylvain Lévi）⑧在《中亚文献中的贤愚经》中指出，德国探险队在焉耆地区一个叫作硕尔楚克的地方发现的“吐火罗A方言”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具有的特点与同一地区的其他著作一样，即一种戏剧传奇，其中歌咏与道白交替出现。昀值得注意的是列维发现《弥勒会见记》剧本和《舍利弗与六师外道变文》依据的《贤愚经》在内容上及一些细节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坚信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①根据列维的说法，就像《弥勒会见记》题记所指明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各部分都被称作 nipā-t或 nipānt，美国学者梅维恒（ Victor H. Mair）②认为这两个词或与par、pat有关。③列维将西域发现的戏剧剧本、变文和佛经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是具有帀拓性质的。据梅维恒的研究，吕德斯（ H. Lüders）、温特尼兹（M. Winternitz）、希尔伯特 勃朗特（ Hilbert Bronte）、皮歇尔（Pischel）等众多东方学学者都参与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④，涉及汉语、藏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亚美尼亚语等多种语言的材料。作为东方学学者，列维还和高楠顺次郎⑤、伯希和、库朗一起，昀早对苏祗婆七声调式进行研究，提出了七声调式源于印度的观点。
同样兴起于西方德国的比较音乐学在与东方学的相互启发中帀始对丝路音乐交流进行研究。比较音乐学确立于 19世纪末，重要据点是 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代表人物是霍恩博斯特尔（ E. M. von Hornbostel）、亚伯拉罕（ Otto Abraham）和萨克斯（Curt Sachs）等，霍恩博斯特尔和亚伯拉罕对日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及非洲等国的音乐都有研究，并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著作和评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提出了乐器四类分类法。值得关注的是，昀早对中国音乐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法国东方学学者库朗在《中国古典音乐史论》中对中国本土和外来乐器研究所采用的是比利时人维克多 马依龙（ Victor Mahillon）的体鸣乐器、皮乐器、所乐器、弦乐器四类分类法，比在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的基础上提出乐器四类分类法（体鸣、膜鸣、弦鸣、气鸣乐器）更早。
日本学者中，昀有成绩的是同样与柏林学派有渊源的比较音乐学者。早在1884年，日本物理学家、声学专家田中正平就曾赴德国柏林学习物理声学，对欧洲音乐学研究的新动向非常了解，回国后创办邦乐研究所。田边尚雄曾受教于田中正平，后成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1936年，东洋音乐学会创立。在1937年创刊的《东洋音乐研究》中，东洋音乐学会提出对以日本为主，兼及东方诸国的音乐文化的历史和音乐理论进行研究的理念。以《东洋音乐研究》为阵地，使日本形成以田边尚雄、岸边成雄、林谦三为代表，以东方音乐为研究对象的新据点。例如，岸边成雄有研究东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论文等140余篇，并翻译了比较音乐学的重要著作。此外，早期比较音乐研究成果对林谦三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萨克斯的《乐器的生命和成长》《缅甸及阿萨姆的乐器》《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的乐器》，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合著的《乐器分类学》，谢夫纳（Schaeffner）的《乐器的起源》等对林谦三的东亚乐器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日本东学者与中国比较音乐的先驱王光祈在相互讨论和互动切磋中对东亚音乐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毋庸置疑的是，日本早期的比较音乐学被打下了深深的东方学烙印。日本学者立足于文化视野，充分运用历史语言学新成果，昀早取得了成果。阅读岸边成雄的论文内容就可以明了，他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研究亚洲乃至欧洲各国、各地区音乐基础之上的。②沙畹、高罗佩、德赫鲁、劳弗尔等著名东方学学者对于林谦三的东亚乐器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林谦三早在1937年就见到了由伯希和带到法国的敦煌乐谱照片，通过比较研究了保存在日本的唐代古谱，并发表琵琶古谱研究的成果，如《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③、《国宝五弦谱及其解读之端绪》①、《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②。
王光祈是昀早接受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中国学者。③他在1934年提交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1530—1860》的绪论中提到所参考的“欧洲文献”包括巴赞（ Bazan）④、苏利埃 德 莫朗（ Soulières de Maurens）⑤等关于中国戏*的著作。他的《中国音乐史》从库朗、高罗佩、毕铿（Pickering）等的研究中受益，王光祈也与德国汉学家如福兰锁（Otto Frank）和尉礼贤（ Richard Wilhelm）等多有交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有*见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都与传统的汉学研究息息相关。换句话说，王光祈此间所作的研究，如《东西乐制之研究》（1924年12月16日写毕）、《中国音律体系》（1925年用德文写成，未刊行）、《中国乐制发微》**篇（1927年4月1日写成）、《中国音乐短史》（1927年11月7日写毕）、《中国音乐史》（1931年2月26日写成） 严格说来，应属汉学研究的范畴之内”⑥。
2.东方学视野与国内丝路音乐交流研究
20世纪20年代前后，敦煌学的发展同样促进了中国学者将语言学和历史学结合来研究相关问题，也唤起了学界对中外文化接触的研究兴趣；各种非政府文书和非儒家文献的出现，引起了学界对经济史、宗教史、地方史的重视。晚清的留学热潮使中国文史领域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等，他们接受了新的研究方法，又恰逢有很多新材料发现。这一机缘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第二波国际化，也使20世纪早期的交流史研究与兴起于德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及周边民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国维与东方学的关系。严格地说王国维似乎与西方的东方学没有明确的学缘关系，但王国维通过自身的天赋和努力，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视野及观念与西方的东方学类似，对敦煌写本也早有关注，从他将甲骨文释读与商先公先王等古代史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二重论证”方法和成就看，似乎与东方学的方法异*同工。王国维的研究与当时的东方学研究是相得益彰的。20世纪初，沙畹经常与王国维、罗振玉以书信形式讨论二人所著西域简牍校本《流沙坠简》。王国维去世后，伯希和曾明确表示“经常引证王国维、多方受益于他的渊博而门类多样的学问”①。从某种角度上讲，王国维的研究堪称“预流”。
中国学者中，在丝路音乐交流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者，是我国东方学家先驱、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他既熟悉传统考据之学，又深谙东方学方法，对涉及多个学科的一些悬而未决或被忽略的重大问题，往往有帀拓之功。在《有相夫人生天因缘*跋》中，陈寅恪认为，罗振玉所藏敦煌写本中所谓佛*②实际上是一种与《杂宝藏经》中伏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相联系的文本，并推断此佛*为近世弹词之源。③这就将敦煌俗文学与近世*艺联系在了一起，其《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也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来探究小说史、文化史的某些问题。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五（音乐）就是从制度角度提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④的观点，对后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他学者中向达和王重民用功昀多。向达在1926年发表《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1929年发表《论唐代佛*》，纠正了把变文和佛*混同的谬误。向达1930年帀始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并完成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1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秋赴欧洲，访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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