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到19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并已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确立了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曲解、反对和攻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断对唯物史观进行歪曲和攻击，企图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保尔·巴尔特。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唯物主义”“技术决定论”“机械论”“社会静力论”等，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甚至否定了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是把人看成了受经济摆布的机器，是机械决定论、宿命论。他断言马克思只是经济学家，不是哲学家。他还公然提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片面性”，提出社会发展是由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政治、科学、道德等要素平行、独立起作用的结果。在工人运动内部，一方面，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时髦，实际上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青年派”分子恩斯特把唯物史观降低为庸俗的社会宿命论，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完全是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而且经济关系就像在玩弄棋子一样玩弄人。另一方面，一些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和平改良主义作论证。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否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从而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寻找借口。以上各种错误观点的共同点就在于，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机械地、教条地将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主义。
为了批判这些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澄清人们思想中的各种模糊认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有力地指导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90年到1894年间写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结合对唯物史观的新阐发，进一步论说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辩证运动规律。
第一，恩格斯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各种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是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综合起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因素，是基础，同时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只承认经济因素，而否认其他因素。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①恩格斯的这段简明的论述，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坚持了历史辩证法，有力回击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突出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一些人由此对唯物史观产生了误解。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指出：“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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