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共党员。历任《河南大众报》《河南日报》记者、编辑，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0年代接连创作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本书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选录了张一弓的中篇小说代表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

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这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的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穡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1960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嗳嗳嗳嗳……”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此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诡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擦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耍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四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画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穡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一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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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张一弓中篇小说重读/何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