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J.哈里斯（Sarah J. Harris），作家及自由撰稿人、教育新闻记者,为全国性报纸撰稿。莎拉曾用笔名撰写青少年小说，在记者工作中接触到了通感和脸盲症，成为她的成人小说处女座《谋杀的颜色》（The Color of Bee Larkham’s Murder）的灵感来源。;.;张白桦，女，汉族，1963年4月出生。资深文学翻译、英语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译介学。

13岁的小男孩贾斯珀拥有通感的特殊能力，任何事物在他眼里都是颜色和形状，就连单词也有颜色和形状。他眼中的世界如同万花筒般缤纷奇妙，但同时他患有自闭症与脸盲症，他无法辨认人脸的特征，甚至都认不出自己的父亲。

一个名叫碧·拉克姆的女人失踪了，她是贾斯珀家对面的邻居，但贾斯珀却声称自己杀了她：此前他在拉卡姆家的厨房与她产生冲突，用刀刺死了她。警方在调查取证时发现现场有被清理过的痕迹，贾斯珀的爸爸竟然对警方说他对碧的失踪一无所知。这桩失踪事件因为贾斯珀的脸盲症和爸爸的隐瞒，变得疑云密布。

就在此时，碧·拉卡姆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究竟是谁真凶？是贾斯珀，贾斯珀的爸爸，还是另有其人？

贾斯珀的脸盲症会不会成为真凶落网的障碍？爸爸又为什么会对警方说谎？这桩谋杀案背后又隐藏了怎样骇人听闻的故事？

碧·拉卡姆谋杀案是冰蓝色晶体，边缘闪闪发光，还有锯齿状的银色冰柱。

这就是在我爸爸没来得及阻拦我之前，我在警察局对碰到的第一个警官说的话。我想招供，将此事彻底了断，可是他肯定是没听懂我的话，要么就是没把我提供的信息转达给他的同事。他的这位同事此时正在讯问我。

这个人在最后5分22秒里问了我一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与我的邻居碧·拉卡姆星期五晚上所遭遇的事儿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他说他是个探员，我却百分百地不信，因为他上身穿了一件白色衬衫，下身一条灰色裤子，连制服都没穿。我们坐在褪了色的绯红色沙发上，四周是奶油色的墙壁。一面镜子挂在我左边的墙上，一台摄影机固定在右手边角落的天花板上。

他们这里倒不是审犯人的地方，至少不是审问成年人的地方，因为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些玩具，还有一本旧的《最新评测》年刊和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册，书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就像有个孩子曾经企图把这本书吃了似的。如果摆放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让我不紧张的话，那他们可没达到目的。独臂小丑看我的目光绝对是邪恶的。

贾斯珀，你会说自己在学校很快乐吗？

十一年级的男生里有你的朋友吗？

你知道男孩们去碧·拉卡姆家上音乐课的事儿吗？

拉卡姆小姐是否托你给哪个男孩递过口信或者礼物，比如卢卡斯·德鲁里？

你知道安全套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最后一个问题很好玩儿。

我很想告诉这位探员，没打开的安全套看起来像闪闪发光的糖果包装，不过，我最近知道了正确答案。

是性——一个泡泡糖一样的粉红色的词，带有一种淘气的丁香色。

必须要再说一遍，这跟我和碧有什么关系呀？讯问开始以前，这个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张伯伦。

跟那个演员同名呢，他当时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理查德·张伯伦是谁，可能是爸爸最喜欢的美国电视节目《犯罪心理》或者《犯罪心理鉴证科》里的演员吧。我也不知道那位演员的声音是什么颜色，不过眼前这位理查德·张伯伦声音的颜色是褪了色的铬橙色。

我努力对他声音的颜色视而不见，因为他与爸爸浑浊的黄褐色混在一起让人不愉快，刺痛我的眼睛。

今天上午，爸爸接了一个电话，对方问他是否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一趟，回答一些关于碧·拉卡姆的问题，因为一个跟她学音乐的年轻男学生的父亲对她提出了一些严重指控。他的同事也计划对她进行讯问，了解一下她的说法。

爸爸强调说，我倒是没有任何麻烦，可我知道他担心我。

他想出一个主意，让我们把我的笔记本和油画都带上。我们会告诉警察我当时站在我卧室的窗前，举着双筒望远镜，看长尾小鹦鹉在碧·拉卡姆家的橡树上筑巢。也会告诉警察我是怎样把我所看到的窗外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的。

贾斯珀，要让警察认为我们很合作，而不是在试图隐瞒什么，这很重要。

我可不想冒险，所以我把十七张主要的油画和八箱笔记本全部分门别类，一一归档，按照日期顺序贴了标签，放在前门旁边。

我一想到它们都挤在一个封闭的黑暗地方——爸爸汽车的后备厢里——我就不乐意。如果汽车撞坏了，着火了可怎么办？我的记录也会被销毁的。我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我们把箱子分开，分乘两辆出租车去警察局，就像不允许皇室成员同乘坐一架飞机旅行一样。

爸爸否决了这个建议，嘟囔着：“如果这些箱子真地付之一炬，可能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我尖叫着，眼中出现了闪闪发光的碧绿色云团，边缘是白色的，棱角分明，云团向爸爸冲去，直到他答应不伤害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油画为止。但是已经造成了损害，我无法摆脱他的威胁，或者说我无法摆脱自己脑海里的这些颜色，这些颜色在我的眼睛后面不怀好意地混合在一起。我只要一看到爸爸或者一想到他可能做出的可怕事情就无法忍受。

他已经做了什么。

回到卧室角落的小床上，我摩挲着妈妈的开襟羊毛衫上的纽扣，直到平静下来。当我在二十九分钟以后再次爬出来的时候，爸爸已经自顾自地把汽车装满了。他把我一些标了号的，记录这条街上人的箱子替换了，用阁楼上的一些时间更早的记录取而代之。

我告诉他，你错了，这些是我多年以前记的笔记，罗列的是《星球大战》里的人物和商品。

爸爸说不用担心，警察可能还对我的一系列作品感兴趣，对笔记本的筛选有助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我不喜欢他的解释。更糟糕的是，当我凑近汽车后备厢一看，才发现他把四号箱子放到六号箱子上面了。

“四号箱子是卑鄙无耻的胡萝卜橙色！”我抗议道，“不可以放在亲切友好的柔粉色六号箱子上面。它们根本就不是一路货，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

我其实还想追加一句：为什么我能看见的你却看不见呢？

没用，一直都没用。爸爸看不见的东西多了，特别是在涉及到我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妈妈一直都理解我脑海里五彩缤纷的颜色，可是，现在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也不想了解。

他让我回家去，这样我就会在厨房的扶手椅上胡思乱想，而不是再蜷缩回自己的小窝里。我们没时间了，可是，我们俩都清楚，我必须避免更沮丧。我感觉从碧·拉卡姆被谋杀的那个夜晚开始，我就跟像一个演员一样，扮演自己的角色到处游荡——假装自己是贾斯珀·威沙特……

我还不能去警察局，现在还不能。

我把脑海里歪歪扭扭的彩纸整理好，因为这些彩纸已经缠在一起，重要的碎片和已经受损或者乱成一团，我想不出怎么把发生的一切归位。迟到了，这更是雪上加霜，让我抓狂。爸爸说没事，不必担心，而我们收到晚交电费的通知时，他也是这么说的，对于他的判断，我没有把握，不敢再信。

我又检查了一遍汽车后备厢里的箱子，我们都确定系好了安全带，因为人们不系安全带的时候，从汽车里被甩出去的概率是三十倍以上。等我们最后终于到达警察局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五十分四十三秒。值班警察跟我们说这不是问题，我们应该坐下，一个探员很快就会见我们。

值班警察的声音是淡淡的铜色，我尽量忍住不要因为其中的反讽而发出咯咯的笑声。警察局里没有人懂这个笑话，爸爸懂是懂，却不会笑，他觉得我脑海里五彩缤纷的颜色并不好笑。

我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