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个妻子，《罗马帝国衰亡史》
爱德华`吉本原来并没有打算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虽然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一七六一年起，他曾想过要写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史、瑞士人民自由史、佛罗伦萨共和国史，乃至查理一世、黑王子爱德华、亨利五世，最后还几乎选定了伊丽莎白女王朝的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作为对象，几经思索，却因“我还得担心牵扯上英国现代史，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问题，而每一名读者呢，不是朋友便是敌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作家都是替某一党派树旗帜的，因此就由敌对党将他打倒。我在国内可能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而放弃了。
“朝抵抗力弱的方向前进”，几乎就是吉本一生所显现的人格特质。这位有着一颗大头颅，身体肥胖却行动敏捷，其貌不扬而衣着华丽的历史学家，从小体弱多病，终身为疝气所苦。一辈子爱读书的他，进了牛津大学竟一事无成，最后还被开除了。当军人，他不算出色，进入国会，也只投票，不发言，原因是他自认“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可私底下，他却是以吐属高雅，滔滔不绝而成为社交名流的。从这些事情看来，年轻时父亲棒打鸳鸯，拆散婚事，他那句解嘲名言：“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几乎已道尽他一生作为“生活的弱者”的命运了。
然而，人生面向多元，生活的弱者未必即是生命的弱者，吉本这位商人之子、情场逃兵，在学术上却是绝对的强者，就是他凭一人之力，一下子把欧洲史学从“传统人文式的经典考证”带入“近代缜密的历史叙述”，从而展现“现代”特质的。
“那是在罗马，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坐在朱庇特神殿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吉本自传里所描述的这一幕，不论纪实或虚构，都已成为西洋史学史上“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尽的对话”的经典镜头了。自此以往的二十年时间里，吉本孤独地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事件、久逝者的心灵与笔墨、错综复杂的章节安排和比对考证，最后终于写成了六大卷七十一章，叙事纵横一千两百五十年，脚注超过八千个，征引学者四百零九人，参考书籍八百余种数逾千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在本土甚至海外深入人心，而且一百年后还将不断地遭受诋毁。”书出之后，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吉本因为“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而不无得意地说。
“许多于平常人十分重要的东西对他失去了意义。当他的目光超越了眼前景象而投向辽远的群山，当他专注于‘我的另一个妻子，《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对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视而不见，他的人生观也就与众不同了。”一百多年后，深谙写作之心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如此论述《历史学家与“这种吉本”》，没有诋毁，只有体贴，她认为“如果没了他的讽刺与不敬，他的庄重兼狡猾，他的宏丽壮伟兼机动灵活，还有比渗透全书并赋予其整体感的坚定理性更重要的一种言外之意，《罗马帝国衰亡史》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手笔了。”
经典的意义未必仅止于其内容所闪现的熠耀灵光，更在于作者的风格与魅力，而后者，或许才是让人更愿意接近这六册厚如砖头的史籍的主因吧！
编辑李敖
但李敖绝非全不可说，至少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虽在“启蒙者”、“大师”的光环下显得微不足道。那便是，战后华人出版史，李敖终将列名，不仅以“作家”且是“编辑”身份。
李敖少年暴得大名始自《文星》杂志，一九六一年李敖在九卷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而后陆续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为当时一片沉寂的文化思想界，掀起滚滚红尘，论战不休。等到李敖加入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对他言从计听，李敖更如《纽约时报》所言，成了一个“放火者”（?re-brand），自己的书，别人的书，洋人的书，古人的书，出个不停。文星书店至今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星》杂志、《文星丛刊》、《文星集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刊》乃至《古今图书集成》等，背后其实都有李敖的身影在晃动。一九六五年香港书展，台湾参展单位二十二家，参加书籍种数一七八二种，册数二七四〇〇册，文星虽然仅占二一〇种，却足足有二四五三五册，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地步。
这样的出版量，虽然吓人，更让国民党当局忌惮的则是由李敖一手操盘，“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的出版方式，以刊养书，养得刊强书壮，每逢出书发刊，小小的文星书店，总是人头攒动，闹热滚滚。随着杂志、书刊的传播，新诗、新艺术、文白问题、中西文化、青年与老年、性观念、高等教育、高考、法律、中西医等等一个一个被端上台面，文星书店俨然成了引领时代思潮前进的发动机。相对于“文化太保”的单打独斗，编辑李敖所显现“冲决网罗”的能量，显然更具危险性，国民党遂必除之而后快了。
“文星经验”却也同样在李敖身上烙下深刻印记，让他一辈子手不停挥，目空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靠着编辑、出版，他赚到了生平第一桶金，改变了“经济结构”：
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数目……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32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他曾如此回顾这件事，多半人都忽略了。
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夏元瑜是在北京出生的杭州人，父亲夏曾佑中过进士，点过翰林，还跟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过，是位开明人士，如今大家还记得的，当是他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了。夏元瑜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仅有猫狗为伴。小时候家里墙上挂了两幅图：《百美图》跟《百兽图》。他一哭，看美人无用，一看到野兽便止啼了。日后会念生物，学做标本，早有征兆。此乃老盖仙自述，真假无从考证。但他确实自小与动物有缘，念高中时，为了自学做标本，一个暑假剥过上百只鸟尸。大学念北师大生物系，如鱼得水，毕业后，当上了北京动物园园长，成天与鸟兽为伍，其乐融融。
上个世纪六〇年代，来到台湾后的夏元瑜，躲在小小的新竹动物园里任职，闲暇则为各博物馆、大中小学制作标本赚外快，钱未必多，却忙得起劲，自得其乐。七〇年代后，他的老同学、老哥儿们，也是当时台湾文坛最受欢迎的何凡、林海音夫妇劝他到台北：“你就这么窝在新竹，等着玩新竹动物园那几头死尸啦？北京人有句话：‘人挪活，树挪死’，凭你这两下子，到台北折腾折腾，路子宽多了！”这一劝，竟把夏元瑜劝成了老盖仙，举家北迁，大大折腾了起来。
来到台北的夏元瑜，早已年过花甲，却仿佛梦笔生花，突然文思泉涌，厚积了几十年的存货，一下子都喷薄出来，三天两头便在报纸发表文章。当时台湾仍处戒严时代，报纸没几家，想在副刊上登文章，其难几如上青天。但一来有老朋友推荐奖掖，二来他那两下子还真的很能折腾，举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地下挖出的，人间活着的，他都能谈得头头是道，文体自成一格，轻松幽默，读者大悦。在“科普文章”相对匮乏的时代里，一整代的台湾年轻读者经由他的文章启蒙，甚至还有立志终身与动物为伍的。我的一位同学因此成了兽医，九〇年代大发利市之余，犹念念不忘“老盖仙惠我良多！”
人们多称夏元瑜为“幽默作家”。他的幽默，来自西洋的少，北京产出的多。“盖仙”一词，是六〇年代后逐渐出现的台湾流行语，“盖”的意思，与其说“胡诌”，毋宁更接近大陆常用的“侃”字，也就是摆龙门阵，上天下地闲聊。“仙”这个字，一般解成“赤脚大仙”的“仙”字，表示其道行高深。但在台湾，这字还是个尊称，那是来自日语“先生”（せんせい，sen sei）的首音。年高德劭之人，往往被称为“某某仙”。这个“仙”字用在曾留学日本，“侃”起“大山”来无远弗届无涯限的夏元瑜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百无一能，没有专门的学问，可是东鳞西爪，竹头木屑的杂学知道不少。东抓把鸡丝，西抓把木耳，凑上几片瘦肉和腰花，勾点太白粉，一炒就是盘‘全家福’，不论哪位也能夹上两筷子。谈不上文艺，更扯不到作家。菜中原料全是别人的，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这就叫‘盖’，把若干不同的原料加上点太白粉‘盖’在一块儿。”老盖仙是这样自报家门的，谦虚中不无一丝得意。
读夏元瑜的文章，不时可见类如北京传统相声段子的嬉笑自嘲，底层则有一种冬阳的温暖，让人感受到某种醇厚的遗韵。这种遗韵，尽管笔路大不相同，在张中行、唐鲁孙等人的文章里也常闪现，大约就是逐渐消逝的一种北京人情吧。有位朋友客居北京，某次夜里在胡同里迷了路。请教一位路过的大婶路怎么走，大婶仔细说完路线，再三叮咛怎么转如何绕。朋友感激地往前走，却发觉大婶伫立原地静静看着她，直到她转对了方向，方才才安心地离开了。——我想，老盖仙夏元瑜一定也是属于这一种的老派北京人吧！
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文学史上，曾有两位台籍作家得过直木奖，一为甫过 世的邱永汉，他在一九五五年以《香港》得奖；另一位是陈舜 臣，一九六九年获奖，得奖作品为《青玉狮子香炉》。邱永汉 毕业自东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回到本行，专心理财投资研究， 成了“赚钱之神”；陈舜臣则继续创作不辍，写啊写，一路得 奖，什么“江户川乱步奖”、“每日出版文化奖”、“日本推理作 家协会奖”、“读卖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大佛次郎奖”、“朝日奖”、“井上靖文化奖”……大概除了“菊池宽奖” 之外，日本最重要的大众文学奖都被他得光光，成了“日本最 会得奖的作家”。
陈舜臣祖籍台北新庄，新庄老街沿大汉溪而筑，绵延似笔， 传言文风必盛，要出大作家。如今看来，大约就应在他身上了。陈舜臣家族世代务商，日据时期，祖父渡海到神户做生意，父 亲跟着去了，陈舜臣在日本诞生，日后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 与司马辽太郎同学，两人同时闯荡文坛，感情弥笃，终生不渝， 成了一段佳话。
陈舜臣成名不算早，尽管兼通中、英、日、印、波五国语文。战后大半时间，却都在家从商。一九五七年动了写小说念头，连写四年，始终乏人问津，无甚起色。直到一九六一年， 以《枯草之根》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方以“本格派推理小说家”身份崭露头角。这一年，他已三十七岁。
陈舜臣文学生涯当以一九六九年获得“直木奖”为一个分界线。此前作品多为推理小说，之后转向历史小说。这一转变与复杂的身世有关。一九九四年他在小说《甲午战争》中文版座谈会上曾感叹：“我原该是台湾人，因甲午战争而成为日本人。大约二十岁时，又变回中国人。实在想探究如此玩弄我的命运的究竟是什么？”这种特殊历史命运转换所引发的漂泊感觉，让他的文学创作隐藏着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主题，某位日本评论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陈舜臣的推理人物往往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世，这就是他大部分作品的主题。”
虽以小说创作为探寻人间身世之道，撰写小说之余，陈舜臣也经常写随笔，有时应邀特稿，有时整理思绪，编排解读小说史料，这本《日本人与中国人》大约就是这样写成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世以来，恩怨情仇难分难解，彼此都想理解对方，比较两国文化、民族性书籍所在多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戴季陶《日本论》，足为中方其代表，至如日人所写，更是车载斗量，层出不穷。以“在日台湾人”身份写成而深受重视的，此书为最。再就属邱永汉所写，书名恰好颠倒的《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与同类书籍并无太大差异，都是从语言、社会、家庭、宗教、建筑、教育等各面向切 入，就现象一一分析比较。换言之，即从相同或相异的事物、制度等去探寻民族性的不同，譬如“血统”、“种族”，对中日文化的影响；譬如“科举”有无，所造成的政治差异……然而 不然的是，取径虽同、文献无等差，陈舜臣却偏可看出别人所 见不到的东西，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他那洞若烛火的历史眼光了。
“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短短几句话，陈舜臣却可从其中分析推敲出中日双方不同的战术取向、群体意识、思维根性，甚至文学本质。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识 与推理能力，足让人叹服不已。
陈舜臣是台湾人即中国人，最后成了日本人，特殊的身份 转变，使他在观察中日双方时，格外能维持某种“距离的美感”，这一美感，追究到底，不外“同情的理解”，以及“冷静的追究”。他不遽下断言，说好说坏，只是把他所见到、所归纳出来的一一表明。几乎人言言恶的“文化大革命”，经他的眼睛看出去，遂有了另一层意义，乃延续清末自强运动、民初五四运动以来，另一次大规模的“说服运动”：“说服大家与旧时代、旧思想诀别的运动”。——这样洞彻的视角与另类理解， 恐难见诸身在局中的中国人或身在局外的日本人。
同样的，解读幕府制度与中国封建体制时，他一针见血指 出，前者依靠“血统”凝聚，武士离不了藩，且世代承袭；后 者虽称封建，其实费尽心思，避免文士与地缘发生关系，不得于原籍任官。这一思维差异，最终导致日本的“家元主义”，形成一小而凝聚力极强的文化性格。相对不重视血缘、种族差 异的中国，自来以“文明”为人我／夷夏的判别标准，抟成混 融的结果，形塑成了大而松散弹性特强的文化性格。
飓风每起于萍末，文化解读即是一种追索，需得几分学识，见得出飓风之大，更要有几分聪慧，探索得出其行走轨迹，最后，还得有几分胆识，敢于论断其所见。陈舜臣终日与历史为伍，长于推理，加上特殊的身世际遇，其所解读，遂不同于一般，却又丝丝入扣，让人叹服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 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 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 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 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陈舜臣的挚友司 马辽太郎曾如此说到他这位老友。这段话，直接点明了特殊身 世际遇所带给他的文学养分，没直说破的则是作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陈舜臣是如何克服种种歧视、轻蔑，而成其大的——“印度式慈悲的眼光”＋“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这，大约也就是《日本人与中国人》这本书最大特色，也是最让人 折服之处了。
旧书之光
一直忘不了那部书的光芒，尽管书名早忘，开卷刹那宛如电击般的震慑感觉，此生难忘。
那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尚未改名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为了查找硕士论文资料，我在天寒地冻的腊月天里，投宿人民大学专家楼，大清早搭上拉客面包车，直叩这一出了名的“天禄琳琅”。彼时，看善本书还很简单，递上申请单，写下书名条子，没多久，便有专人送到座位，任你翻阅。虽然书桌铺有一块黑毡布，可无须戴上白手套什么的。这大概是普通读者也能如此亲近地在北京图书馆翻看善本古籍的最后时期了，赶上这灵光即将消逝的年代，算我幸运！
明代晚期，某经商致富的徽商在他斥资兴建的园林落成之后，邀宴友好名流，骚人墨客，诗酒风流之余，更请题写园记，有绘事有文笔，结集后邀来匠工写刻镌版，墨印装订成册。因里面有徽商后人潘之恒的一篇文章，我非读不可，是以千里访书京华。
书来了。很一般的靛蓝封面，打开一看，只觉得眼睛一亮，
“版式疏阔，刻搨精妙。字大如钱，纸质紧薄。光润似玉，墨色奕奕”，古人对于善本的形容词，一下子都活了过来，跳跃眼前。我屏气凝神，仔细端详，翻阅一过又一过，不时还低头嗅闻，几百年墨香犹然，引人入胜。一整个下午便消磨在这薄薄几十册页之中。──即使日后三生有幸，得能亲手摩挲一纸千金的宋刻本，却无论如何没有这次的印象深刻难忘。
“未来，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机会。”（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for 15 minutes.），波普大师安迪?沃霍（Andy Warhol）的名言。这句话解法很多，言人人殊。放在东方的语境，或许也就是“瞬息京华”吧。人与人，人与物大概都是这样，这辈子总有机会见到、达到“最好”的，但也就是“十五分钟”；也因为你还活着，谁都讲不定这次是否就是最好的，也因此得以怀抱“未来（希望）”继续活下去。──曾经如此沧海，我很怀疑，在未来我还得见另一次的“十五分钟”的光芒。
谁知真的还有！人生值得活，大约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春天过后，某天接到书店同仁电话，说他们在中部某个仓库里收到一大批老书，希望我拨空去看看。我请他们先拍几张照片过来。书堆中很有些意思，为此特别跑了一趟。断烂朝报里，翻翻弄弄，竟然藏有几部线装书，初时不以为意，题签
“支那撰述”四字让我以为是和刻本，暂搁一旁。全部翻弄完毕后，顺手打开一册，刹那间，墨光映面，墨香依稀。古早那一天那“十五分钟”的感觉一整个回来了。“和刻本也有这么好的！？”心底起疑，不管三七二十一，全数带回台北，细细判读鉴别。
这时候，方知活在网络时代的好处了。换在二十年前，恐怕得花上一个礼拜才能判别方向的事，捏准关键词，透过数字搜寻，一层接一层，一条线索接一条线索，抽丝剥茧找下去，不到半天时间，几可确认，这批线装书，应是晚明刻板开印，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方才竣工告成的《嘉兴藏》部分经籍。
《嘉兴藏》刊行于浙江嘉兴楞严寺而得名，其雕版贮存于浙江径山寂照庵，遂又名《径山藏》。另一别名《方册大藏》，则是因为此前《大藏经》装订方式，几乎都为“梵夹装”（经折装），此为第一部以书本方册装帧者。从出版形式上而言，自也有“转梵为汉”的本土化意义。
《嘉兴藏》的刊刻，倡议于万历初年，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因南北二藏难于流传，发愿转梵夹为方册，而与吏部尚书陆光祖、编修冯梦祯等居士商议，决心劝请四方善士“捐身命之财，镌坚固之板”。此一巨大出版工程始刻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其后受到政局动荡影响，几经波折，断续刊刻，主要基地也从北方的山西五台山妙德庵，转移到了江南嘉兴楞严寺；中间历经改朝换代的大动乱，禅宗法嗣却前仆后继，坚持印经功德，最后于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大功告成。但由于时间实在拖延太久，全部数量究竟多少？至今难有定论，以收藏最丰的北京故宫估计，至少有三百四十四函，另有首函。共收入经籍二千一百四十一种，共一万零八百八十四卷。足可谓卷帙浩繁矣。
此次所收到的《嘉兴藏》，包括残本共十二种三十三册一百一十五卷，与全藏相比，不过百分之一耳，但比对文献所见款式、纸张、印刷……种种，的的不差：墨色漆黑光润，悦目醒神。四周双边，外粗里细；白口，半页十行二十字。版框高二十三公分，宽十四点四公分。书口方镌“支那撰述”，中为语录书名，下呈墨钉。凡校对、写刻工匠及捐资者姓名、银两均列牌记于各卷之末。诚然若是。但最重要的恐还是“墨色漆黑光润，悦目醒神”十字，所谓“十五分钟”的光芒，尽瘁于斯。
只是，《嘉兴藏》所以为世所重，也不仅在这“十五分钟”。开雕之前，为了慎重其事，紫柏大师曾和参与其事的诸多文人、居士、学僧等商量出《检经会约》、《刻藏凡例》和《刻藏规则》等，不厌其烦地把这套经书从编辑、校对、雕刻、印刷……流程，规定得清清楚楚，甚至繁琐地步。以校对为例，“校经会期为每年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的十八日，与会者提前一天到达。否则，一次不到罚银五钱，三次不到除名。有重要原因不到者须遣人送所校经卷到会讲明，方可免罚。十八日互为抽对各所校经卷并共相质正疑难。临期不完者，每卷罚银一钱。”再如刻板尺寸与刻工的薪资、管理：“梨板厚一寸以上，每块价银三分，厚不及寸并湿用干缩、节多和镶嵌补接者概不准使用。”“刻工先行刻样看选，合格方准留用。凡录用者，其刻样每刷印三分加盖印记，分别交与般若堂、刻首和本人各一分以备查核。新刻经样上好者，每页优给银二分，次好者一分，不合格者不准使用并罚赔板及赔写样字。刻经积三十页以上方准送看，支付银两。每经刻完一部结算一次，不足三十页者，随其多少结算。刻工如有打斗胡为者，刻首须劝告，重则送官，轻则革除。”──如此翔实而严格的规定，让这部藏经，历经百年烽火，人事更迭，犹能保持一定的成书品质。其珍稀可知矣。
五月里，梅雨来袭，台北盆地湿热难耐，骤雨不时而至。
许多夜里，枕畔惊聆檐滴。滴答声里，每每想起这些书，想到那“十五分钟”的光芒，进而担心有个万一了。历百劫而长存，漂洋过海到眼前，相逢三百年，那是怎样难得的一种因缘啊？如其受损或毁，哪怕是小小一纸角，终也让人扪心揪痛，生成遗哀。
只是，世缘流转，人生实难。“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不是菩萨之人，也只有让它随缘自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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