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
第三是文献学结合思想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我们知道，宗教义理亦即思想的发展是有一个内在过程的，每一种思想都不可能超出它所处的时代，因此，从义理的角度进行推理，同样可以为文献问题提供反证。小林正美的专著《六朝道教史研究》对灵宝经系统中道藏本《五符经序》及“五篇真文”的分析，就充分地考虑到不同时段的教派义理发展特点及创撰者的不同旨趣，并能结合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背景加以证明，从而使关于“灵宝经”如何形成的结论更为具体而可靠。他在著作的后半部分，通过“终末论”“三天思想”两个条目，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文献问题进行的研究，也是一个结合宗教思想史发展线索反推文献的典型例子。
第四是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早期宗教经典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用韵语，具备较为可靠的历史语音证据，因而通过对韵部的考察可以得出撰写文本的大致年代，从而确定文献成立的时间范围。在此方面以虞万里对《黄庭经》的研究以及赤松祐子对《真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②。前者通过考察《黄庭经》七言歌诀的用韵情况，再结合文献印证，从而对《黄庭经》之《内景》与《外景》的撰作时代及作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则对《真诰》中诗歌的用韵情况进行考察，指出《真诰》诗歌的撰作语言带有明显的吴方言特点，而并非当时士人阶级多用的北语。这个结论进一步证明了上清系南方吴地的地域特质。
尽管对东晋南北朝道教文献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由于古道教文献的复杂性，此一课题仍存在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索安在《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中认为，公元四五世纪的上清派道教文献已经得到了彻底的研究①，这个结论部分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相对于灵宝经、正一经而言，尽管仍呈现出混乱和零碎的面貌，但遗留于现存《道藏》中的有关上清系经典的材料就数量上说仍然是较为丰富的，这给关于上清经典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我们必须看到，以上成果仍主要是通过目录学的考察而获得的。目录学的研究是最大限度复原历史材料的最为合理与可能的方法，因此此类研究必然成为研究六朝道教文献的必要性基础，这并无疑义。但由于文献的散佚、名实的混乱以及目录著录、称引内容与实际情况的差异等种种客观因素，当落实到具体文献的时候，困惑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是因为：首先，任何还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体，例如相关典籍的称述和道教类书的引用，并不能完全概括当时的实际。其次，有些著录因带有特殊目的或具有特别的指称意义，更属于一种专类的记录，例如《抱朴子内篇·遐览篇>所载道经，在根本上是属于葛洪对某种另类道经的综述，而并非关于对所有“葛氏道经”的称引。所以我们在以此类目录学成果为据进行某种定性的时候，仍然必须小心谨慎。
另外，对于具体经典的个案研究，尽管都有详尽的史料支持，但在考察其产生时代方面，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关于《大道家令戒》，即有三国魏、北魏、苻秦、刘宋末诸说。对《老子想尔注》，最后的结论也众说纷纭。即便是作者、时代较为清楚的《神仙传》，其原始文献情形及后来的版本流传，仍然存在着很多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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