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集之：半生多事 大块文章 九命七羊：自传（全三部）》：
1.故乡
我是出生在北京沙滩的，那时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母亲也在北京上学。但是我很认真地每次都强调自己是河北省沧州市（原地区）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龙堂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我一有机会就要表明，我最爱听的戏曲品种是“大放悲声”、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为之同情也为之扼腕：我们的家乡人，我们的先人，尤其是我的父母。
大概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我被父母带回了老家。我至今有记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我的存在应是从此开始。而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以前，那个叫做王蒙的“我”在哪里。而如果此前并无王蒙的自我意识与我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我”的意识——其后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我在夏日睡午觉，我被两只黑猫吓醒了，两只黑猫的眼睛是亮晶晶的棕红色。有点血腥，有点凶险。我不能断定的是是否我们在老家当真养着这样的猫。
我还有一个梦，在老家房后的梨园里（家人称之为后园子）玩耍，一脚陷入了一个大坑，我吓醒了。我闻到了秋梨的气息。
我记得祖母去世的一点情景，相信也是此年，也是夏日，在正房的相对比较大的厅堂里，许多人紧张地走来走去，说是奶奶死了。事后分析，这事情的发生大概是在凌晨，睡梦中被唤醒了，只记住了影影绰绰。
我的母亲董敏对奶奶的印象不佳，一直称之为“老乞婆”。此外我对奶奶一无所知。我的父亲王锦第（字少峰，又字日生）提起奶奶抱极尊敬态度。父亲是遗腹子，只见过他的母亲而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很晚了我才弄清，我的祖父名叫王章峰，参加过公车上书，组织过“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脚。算是康梁为首的改革派。
又有一个记忆涌现脑海：有一个词：逃难？逃什么难？应是卢沟桥“七七”事变，是从北京往乡下逃还是从乡下往北京逃？我记不清也问不出来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是说我对于故乡的少量记忆来自我三岁以前的经历。逃难时母亲抱着我，坐着一辆马拉轿车。我的记忆是夜间宿在大车店时听到的马匹的吃草声和工人的铡草声，喀嚓，喀嚓，沙拉，沙拉……深夜，沉睡，我被喀嚓声吵醒，我似乎闻到了干草和青草的气息。有一匹大马充斥着我的印象与记忆空间。
我断定，我是先学会了说沧州——南皮话，后来上学才接受了北京话的，我虽然出生在北京，说话却和胡同串子式的京油子不同，我的话更像后来学会的普通话——“官话”而不是北京原生土话。至今我有些话的发音与普通话有异，例如常常把“我觉着”的觉读成上声，疑出自‘‘我搅着”的读法。一直到十四五岁了，我回到家，与父母说的仍然是乡下话，而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说这种乡下话了。我的这些表现似乎是要大声强调，我，我们的起点是何等的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本来就是这样土，这样荒野，这样贫穷落后愚昧，远离现代，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
也是许多年后，我去龙堂的时候，才听乡亲告诉，我家原是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后因家中连续死人，为换风水来到了离南皮（县城）远离孟村近的潞灌。本人的一个革新意识，一个与穆斯林为邻，密切相处，看来都有遗传基因。
一九八四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潞灌——龙堂。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我从县志上读到当地的地名与人名，赵坨子、李石头……还有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民谣：
羊尼尼蛋，上脚搓，
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
打壶酒，咱俩喝。
喝醉了，打老婆。
打死（sa）老婆怎么过？
有钱的（di），再说个。（王注，家乡人称娶媳妇为说个媳妇）
没（mu）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
至今，读起这首民谣，我仍然为之怦怦然。这就是我的老家，这就是北方的农村，这就是不太久前的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后人的我们中多数的生活。
而父亲常常带几分神经质地告诉我，他小时候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可用，连石头土块也用光了，于是人们大便后在附近的破墙上蹭腚（肛门），结果一堵破墙的一角变得光滑锃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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