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敬群，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入选北京市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2015年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北京市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才，2017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个人（优秀编辑）奖，2018年当选中国编辑学会“十大优秀编辑”。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出版及研究，曾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光明日报》《出版商务周报》等发表了《行走在市场与文学之间》《选择优雅》《娱乐至死的时代，出版还活着吗》等论文，著有《编辑的光辉宝藏》等。所策划和担任责编的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出版政府奖、茅盾文学奖等一系列奖项。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出版是一个“不落的夕阳产业”，编辑更是一个日益边缘的职业，作为当代中国极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原创文学的阵地上，始终置身于文学的现场，是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编辑的光辉宝藏》一书就是他回顾几十年编辑生涯的个人文集，全书分为“书道尊严”“高山仰止”“书过留痕”和“书边零墨”四个部分，从编辑的角度，讲述了出版业在商品时代的生存问题、作者和编辑间的互动与沟通，文学编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等。编辑这一职业，不仅仅是简单的案头工作，出版这一行业，也不会成为式微的夕阳产业，甘于寂寞、沉潜其中的编辑们，将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光辉的精神宝藏。

当编辑是幸运的，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打交道，这对自己会是最好的提升。很多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做的不是书，而是交到了良师益友。比如，有时候，我会把编辑过程看成是大学课堂的延续。一些作者曾经是我的老师，但那个时候上的是大课，后来我又有幸成为他们的编辑，我觉得独自面对他们的书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上课，是一个人的课堂，一对一的“私教”。很多老师，其实是在编辑他们的书稿时，我才对他们人生的一沟一壑、学问的一叶一花有了更深的了解。

十几年前，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也是著名出版人吴雨初先生曾经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在京西的上庄组织过一个读书会。他曾经邀请我去做一次讲座讲我理解的出版。那次讲座恰好是第200期，可以想见，他们这个读书会在此之前已经坚持了多长时间。我因此写过一篇文章《娱乐至死的时代，出版还活着吗》，那其实是一篇读美国出版人瑟夫《我与兰登书屋》的长篇书评。从那本书看，对于一个热爱而且肯于全身心投入的人来说，出版能有多大的乐趣！我的出版经历没有那么传奇，但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一个故事，从头至尾，其实就能把出版各个环节的原委，把始终与此过程伴生的人的个性说得清清楚楚，趣味横生。

1998年前后，十月文艺出版引进出版《欧文•斯通文集》时想找人写序，我当时找到了社科院外文所的两位先生，其中一个，李文俊先生，电话没打通，另一个就是董衡巽先生。（董先生是著名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和薛鸿时先生都是钱钟书先生特别喜爱的后生晚辈，有人戏称他们为“董超”、“薛霸”）我这个陌生电话打过去，他爽快就答应了。其实我和董先生的纯业务接触也就这一次，但董先生对我的编辑工作却有特别大的帮助。可以说，我的整个外国文学译者、学者队伍都是董先生帮我构建起来的。甚至我的外语学习，都得到董先生很多指点。我经常跟年轻编辑们说，由一个点开始生发，可以无穷衍生，重要的是每个环节都能做足，做透。

我曾经做过一本法国大明星苏菲•玛索写的小说，《会说谎的女人》，是董先生推荐我去找罗新璋先生翻译，我说罗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的人会对一个法国女明星的作品感兴趣吗？他说罗先生喜欢电影，肯定能译好。后来我去看罗先生，把十月文艺社出的一本云南作家写的小说，张庆国的《玫瑰的翅膀》送给他。再下一次，罗先生说：“那本书我看完了。我有一本比你这本更有意思的小说，故事更好玩。”他说的就是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我一听故事，是关于阅读改变人的命运的，特别有意思。再一查资料，这本书在法国火得不得了，就试图引进，但一直没有结果，因为作者戴思杰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他云游四海，也不用电子邮件，伽利马出版社也找不到他。正在一筹莫展中，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我是戴思杰，我现在在王府井，我要去你们公司找你。”我当时真是大喜过望，马上约了罗新璋先生一起去王府井的翠明庄饭店（后来我知道，戴世杰每次到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去看他。细心的罗先生还特别复印了一份当年傅雷先生写给他的讨论翻译问题的信，制作成卷轴赠送给戴思杰。我们知道，《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一个核心线索就是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

就这样，我们确定合作后，开始考虑译者，罗新璋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再麻烦他，我就想到了和作者戴思杰年龄相当、经历相似的余中先先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余先生。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了请他翻译的三个理由。余先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余先生翻译得又快又好，反响很大，但在皆大欢喜之后，这本书出了个小插曲。

原来余先生在译后记中写到了一句，认为这本书在法国大受欢迎可能与读者“猎奇”心理有关。他这么写，傲慢的法国人不高兴了，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对此也有微词，表示法国人怎么会因为“猎奇”而喜欢一部作品呢？我也很坦诚地与她交流，我认为译者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那边戴思杰也有想法，似乎觉得译者在对他的写作说三道四。

后来戴思写了他的第二本书《狄法官的情结》，这一次他想证明自己不仅仅是靠题材取胜，而着力在文学上用心打磨。这本书得了2003年“费米娜”奖，中文版还是交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因为《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这本书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余华还特别对戴思杰说：“以后只要谁谁谁还在十月文艺，你的书就都给他们吧。”但是戴思杰不同意找余中先翻译。他找了一套上海译文出的昆德拉作品，按图索骥，以他认定的优秀标准逐个寻找译者，我们先后找过郭宏安、桂裕芳，我甚至带了合同，到巴黎与一个可能的译者见面。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就很荒诞，我也是硬着头皮做的。绕了一大圈后，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余中先还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时的戴思杰也想通了，于是我回过头来又去找余先生。其实最早这本书获奖也是余先生告诉我的。圈子很小，他一定知道这大半年中我们偷偷摸摸干的这点事。余先生非常豁达，什么也没说就接下了。他还告诉过我，因为《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这本书中写到四川雅安地区的风俗民情，引用过当地的一些歌谣，他后来出差到此地，还特别留心做过调研，希望以后有机会对译文做些改进。可惜的是，《狄法官的情结》这本书最终因为其他环节的某个问题而没能出版。虽然如此，余先生后来照样翻译了戴思杰的第三本书《无月之夜》，又帮我们翻译了夏加尔的《我的生活》。他是一个多么值得敬重的人。

在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编辑、作者、译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时又充分展示了每个人的个性：法国人的傲慢，作者的爱惜羽毛，译者的风度，每个人都如此个性鲜明，又由此引发了整个出版过程的跌宕起伏，这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大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