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健：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海外汉学。著有《文献与学术：宋代典籍海外流传与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等。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主线，通过对赵匡胤、赵光义、寇准、狄青等政治人物的考察，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以期通过对宋代的政治结构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在写作时，作者把人放在历史情境中观察，在长时间线中解释他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因此能够在对人物进行相对客观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

谈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有人推崇汉唐，有人主张明清，“积贫积弱”的宋朝显然不在候选榜单之内。不唯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简直就是屈辱的代名词。然而与国人的苛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白乐日（Etienne Balazs）、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西方汉学家，却对宋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谢和耐注意到11—13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和学识方面的惊人发展，坦承在贸易、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欧洲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更使人们对如何看待宋代历史感到无所适从。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宋代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是中央集权发展的里程碑，六朝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被君主专制所取代。君主独裁政治下，皇位的传递是国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接续五代而立的宋朝而言，这一问题更有其特殊的敏感性和紧迫性。五代乱世，功利主义的盛行和“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皇位传递观念也因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发生改变，“国家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宋太祖以“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宋太宗继统也有篡位之疑，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五代传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武功王之自杀、涪陵县公之贬死，是后人指摘太宗的两大失德之处，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宋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扭转了五代皇位传递的“乱象”，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从宋太祖、宋太宗身上，折射出当事人走出五代、迈向治平的挣扎与艰难。

北宋末到南宋初，皇位传递出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由于禅位而形成的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正如杨万里所说，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这一结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它给现实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徽、钦二帝间爆发尖锐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高宗的干预极大地削弱了孝宗的权威，孝宗不时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也偶尔流露出对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子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既要突显自己的存在，又对大臣充满不信任，因此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当孝宗想把类似的权力结构再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再次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光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李后的挑唆，儒家伦理规范，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是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太祖奠定“文治”的政策导向，宋太宗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进入仕途，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寇准是宋朝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士大夫的代表，他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担当意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作为先驱，宋朝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王安石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推向高峰，但他所主持的变法也使士大夫集团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彼此间的争论愈演愈烈，终致互相倾轧。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党之争所充斥，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及至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南宋政权的始终，南宋的政治生态日趋恶化，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

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超越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起。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巅峰。诸多学派中，仅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道学群体并非完全专注于学术，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朱熹及其同道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其个人命运随政局变化而起伏。经历了诸多动荡挫折，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不但奠定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与士大夫政治伴生的是对武将群体的压制。“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其中凝聚着宋朝统治者于五代乱世汲取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扭转了武人干政、兴亡以兵之势，消除了困扰中原王朝近百年的重大隐患。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根本性转变，军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

狄青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终于从唐末五代的窘境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其得来不易的领导地位。他们希望永久性地消弭军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文臣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并经由制度的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武将的生存空间日趋逼仄。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人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乃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氛围。宋室南渡，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苗刘之变、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岳飞之死则宣告南宋重回北宋以文制武的老路。

宋朝所处的环境与汉唐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相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夏、金都不再是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与前朝相比，宋朝的内政和外交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北宋的国策随即转向消极防御、守内虚外。澶渊之盟虽开创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却在宋朝国内引发了“天书降神”“东封西祀”等一幕幕闹剧，“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及至南宋，国家的对外政策更明显地受国内政局波动的影响。韩侂胄为求自固，打着收复中原失地的旗号发动北伐，却丧生于杨皇后和史弥远借机发动的政变。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以正其开边之罪的名义进行的，也意味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政策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宋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史弥远与道学群体决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绝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一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可当金朝灭亡已成定局后，南宋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古联合灭金外，已没有其他选择。

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就在金朝灭亡的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急欲在南宋政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备受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抱负，南宋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平入洛”。“端平入洛”招衅纳侮，不但使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一个比金朝更难缠的对手——蒙古。宋蒙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覆亡之路。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年间的历史研究重视个体，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多是重要人物的事迹，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兰克史学也将政治人物视为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力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的消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历史学家更加强调历史发展中非个人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笔者看来，两种倾向都不免有极端之处，人和结构性因素之间不应该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有其长时段的、结构性的因素，但并不否定人可以在其中自由、积极地发挥作用，两方面的结合才促使历史以那样的方式发生。因此这本书试图将人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观察个体在结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的主线，所选取的大多是两宋时期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主干，能够为人们了解一个时段提供最直观的印象。通过对这些政治人物的考察，本书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进而能够对宋代的政治结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更深切的体认。历史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解析历史理应也必须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呈现的线索只是笔者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有其合理性，仍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