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国公石亨、会昌侯孙继宗总管五军营，太平侯张轨、怀宁伯孙镗总管三千营，安远侯柳溥、广宁侯刘安总管神机营，仍命太监曹吉祥、刘永诚、吴昱、王定同理各营军务。六月，石亨上奏请求辞职：
自古人臣受恩稠叠，委掌兵权未有久而不取祸败者，所以宋太祖悯石守信等解释兵柄，正为此也。臣一介武夫，材识疏浅，所行公事，虽竭驽钝之力未能尽善，是以起人猜忌。伏蒙圣明洞见本末，不加臣罪，然臣受恩深重，权位太隆，合当退位。况今天时亢旱，百姓不安，胡虏猖獗，边鄙不宁，臣难逃其责。伏望皇上悯臣微劳，将臣兵权职掌俱命解去，俾臣随朝听调，庶得保全。倘遇警急，即往杀贼，以图补报。如或不忍去臣，优待如故，窃恐谗谤既久，疑似日生，臣虽万口难辩，死无葬所矣。
英宗并未允许石亨的奏请。同月，在石亨推荐下，兵部右侍郎陈汝言升为兵部尚书。在这样的人事安排下，文臣对京营的统制权急剧衰弱。这一趋势在英宗复位当月就有显现。当时，定襄伯郭登奏请八事，其中一条言：“兵部总督兵政，当选委名望重臣，以居其任，臣见靖远伯王骥年寿虽高，精神犹健，乞量加迁擢，兼领兵部。”王骥入京任兵部尚书仅四月，就因陈汝言攻击而致仕，且其任职时仅“掌部事”，兵部尚书与“总督军务”一衔脱离。景泰年间掌握京营权力的文臣二号人物罗通，因未直接参与“夺门”，适遇丁母忧，于天顺二年致仕，“夺门”后未再参与京营管理。文臣对京营的掌控力在“夺门之变”后急剧削弱。
天顺二年二月，陈汝言下狱，马昂继任兵部尚书，兵部统制京营的部分职权恢复。如次年八月，兵部清查自大同来京军官数，上报结果为“都指挥、指挥、千户、镇抚等官石宁等共五十六员，俱系忠国公石亨亲属”，英宗令：“凡杀贼升职者不动，但报夺门守门升者俱革职，有官者调外卫差操，无官者发回原籍当差。”此时兵部又配合英宗开始处理石亨及其同党，兵部的部分人事权得到恢复。天顺三年九月，兵部奏“先是，忠国公石亨奏请凡各处赴京操练官军违限及数少者，听其自行决罚”，但“刑威乃国之大柄，非人臣所当操。乞从旧例，送法司”。其建议得到英宗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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