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学术史论》：
晚清儒学的变化
清代儒学，承明季之绪而衍变。明中叶后，阳明心学流播，反映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衰颓。阳明心学衍变为王艮的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发展，则出现了反理学的“异端”。但是，阳明心学的末流流于清谈，被诟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甚至被认为是明朝覆亡的原因。清初，学风又发生变化。经世之学与考据学抬头，改变了明末空疏无用的学风。而程朱理学也排拒陆王心学，虽无新意，但仍被尊为官方之学。至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于是有程朱与陆王之辩，宋学与汉学之争。庄存与则治公羊学，开常州学派之端，复兴今文经学。然而这些变化，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本文即试图研讨晚清儒学变化的一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晚清”，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11年辛亥革命。做这样的时间限定，只是为了便于行文，并不是科学的划分。一儒学各派对经世致用的注重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输入，冲击了传统的儒学。在西学的冲击下，儒学显得无能为力，不论宋学或汉学，都抵挡不住西方的殖民侵略而败下阵来。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儒学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调整，以适应变局。
事实上，还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已趋于衰颓。汉宋学之争，互相诟病攻讦。而有识之士则对二家都不满意，指斥汉学为琐碎，宋学为空疏，无实无用。其时吏治腐败，人才匮乏，经济问题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汉学、宋学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儒学已经无所作为，已经崩溃。事实是儒学各派都力图适应社会危机形势而有所复兴。
鸦片战争前后，盛极一时的汉学已趋衰落，而程朱理学却有所抬头，或者说有所“复兴”。顾云的《盔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寝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1复兴宋学的宗主是唐鉴。唐鉴专主程朱理学，在一些士大夫中很有影响。他任太常寺卿时，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都跟他“考德问业”。唐鉴是湖南人，他的理学思想也影响到湖南罗泽南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理学并不是康熙年间理学的简单兴复，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避免空疏，强调“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唐鉴在他的著述中指出要“守道救时”，他说：“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硬，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赜，抱仁戴义可以淑身心，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这里所强调的是“守道”，也就是“立身”的重要意义。要救时必须守道，守道则是为了救时。儒者要不尚空言，而以躬行实践为事，发为事功，期于辅世，所谓“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这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内圣”与“外王”紧密结合。道光间，清朝已衰落，对外败于英国侵略者，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内部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到处发生起义和反抗斗争。理学强调“守道救时”，正是这种危机的反映。
追随唐鉴“考德问业”的人，都是崇奉程朱理学的。但是，他们的趋向也不完全一样，或者说有不同流派。一是倭仁、吴廷栋等人，着重于道德内省。他们主张“克己慎独”，“居敬穷理”，“主敬存诚”。倭仁认为，“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言”。吴廷栋说：“圣贤相传心法，只是一个敬字。敬胜百邪，敬则天理常存，人欲不作。平地成天，继往开来，皆是此一字作用。”他们在道德内省上“用功最笃实”。曾国藩称赞倭仁“虽忘念偶动，必即时克治”，是“朝中有特立之操者”。但是，这种一味“居敬穷理”的结果，是流于空疏，脱离实际。人们所熟知的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班的争论，倭仁在奏折中即扬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显然，这种说空话、大话，只能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迂腐，无补于挽救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应付大变局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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