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新性道德专号》风波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之一《妇女杂志》，1921年1月号起正式由章锡琛主编。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也参与工作。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刊物上发表有关妇女解放的新观点，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这都是“五四”反封建斗争中必然的发展。
当年鲁迅就写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文章，提倡妇女解放。
鲁迅的另一弟弟周作人也写过《性心理研究》、《爱的成年》和《结婚的爱》一类介绍国外新的性道德观念的文章。
1925年1月，《妇女杂志》出版了一个《新性道德专号》，发表了当时一批有关性道德争论的文章。
章锡琛在专号上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主张性生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周建人写了《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提了类似的主张。
《妇女杂志》的这个专号引起了商务印书馆内外一些封建思想“卫道士”的非议，还引起一场公开的辩论。据唐弢回忆，这次辩论主要是在章锡琛、周建人同陈百年（大齐）教授之间展开。鲁迅对争论也很重视。唐弢本人认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一些，但又很佩服他们敢于在当时环境下公开这样的议论。唐认为章锡琛可称为旧小说里一名善于冲锋陷阵的骁勇的“白袍小将”。
为章锡琛鸣不平 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已不是高梦旦，而是由胡适向张元济推荐的王云五。王云五在商务投了一些资，又担任了编译所的头，大权在握，他对《妇女杂志》出《新性道德专号》深为不满，对章锡琛、周建人毫不容情，撤了他们在《妇女杂志》的职务。
章被调到国文部当一般编辑。从此《妇女杂志》的内容就发生了突变，它就不再倡导反封建和妇女解放，而提倡“妇容”、“妇德”，怎样喂小孩、做鸡蛋点心之类。章锡琛对此当然非常气愤，胡愈之、郑振铎等作为章的同事和好友，也为此愤愤不平。
胡愈之向章建议，由章另外办一本宣传妇女解放的刊物，同商务的《妇女杂志》唱对台戏，也向商务的保守派反击。办这刊物的钱就是胡愈之和章的几个朋友凑起来的。胡还为刊物做了一些印刷和发行方面的工作。
1926年1月，一本名叫《新女性》的刊物在上海问世了。由于实际负责的主编章锡琛还在商务国文部任职，这本刊物的主编由章的同乡朋友吴觉农具名。
吴是个农学家，也是胡愈之的同乡和同学，由于吴留学日本时，不时为章主编的《妇女杂志》投稿，同情刊物的主张，同章成了好朋友。尽管《新女性》由吴觉农具名主编，而且出版者的地址写的是“上海三德里A19号”——吴觉农的住址，仍然瞒不过商务老板的耳目，他们把章锡琛辞退了。
章锡琛在商务工作了14年，领了一笔退职金，就用了来支持《新女性》的出版。他的全部精力用来为刊物的组稿、编辑、校对和发行而工作。胡愈之、吴觉农等朋友继续给予支持。这期间，章锡琛还陆续出版了《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一类图书，为妇女运动出力。由于章的精心经营，他负责编印的书质量精美，受到读者欢迎，销路不错。
1926年7月，在胡愈之的鼓励之下，章锡琛决心自办一家书店，胡还为书店规划了经营方针和出版计划。因此章就戏称胡为“参谋长”。办书店这个主意也得到郑振铎、钱经宇、孙伏园、吴觉农等的赞同，并帮助他广泛联系。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8月问就在章锡琛家里挂出招牌，“开明书店”正式诞生了。用“开明”二字作为书店的名称，一说是诗人孙伏园起的，一说是鲁迅向章锡琛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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