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节选）
——高晓声笔下“新时期”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
高晓声是一名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当然，作家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反映论意义上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例如农民生活燃料供应困难、鱼塘承包纠纷、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队企业供销紧张等等。他深邃的历史感体现在对被“历史”所裹挟的“人”（主体）的状态的关注。比如，除了对陈奂生这类劳动力强、勤奋诚恳的农民在“新时期”的持续跟踪外，还包括经历“文革”的干部如何重新恢复活力与信心的期待，也包括对挫折后的知识分子如何对世界和他者恢复连带感的思考，更包括对于“文革”之前一代革命主体“随波逐流”“无主心骨”状态的片段呈现。
在高晓声笔下众多“人”的状态中，其有活力的部分往往存在于一批农村主体身上。我们从1979年直到1985年度结集的短篇小说当中能够观察到：这批活力主体始终在困局中捕捉政策与形势，不断调整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试图为自己包括乡村共同体争取更大的伸展空间。作为高晓声小说基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有意将这类“新时期”农村主体命名为“能人”，通过修辞学分析与社会史解读，重新描述高晓声笔下农村“能人”的精神结构，探视作家对“新时期”历史脉动的理解与呼应。
一、“劳动贬值”为背景：“旧人vs.能人”的镜像结构
社会主义话语内部“劳动”话语的悖论，是始自50年代的历史脉络。一方面，在“革命”的叙事中，如蔡翔所强调的，“劳动”使农民获得了尊严——比如《艳阳天》里马老四拒绝政府救济粮的例子。但是，这种尊严并不体现为具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自主权，具有脆弱性与空洞性。具体说来，在50—70年代“现代化”的线索中，农业劳动不断再生产农民及其主体，并限制了他们离开农村的可能。必须看到，“十七年”以来由国家主导的工农业“剪刀差”、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制度，在分配中造成了“劳动”及其尊严的内在损耗；国家一体化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控制与劳动纪律等等，也从生产上对“劳动者”的主体构成威胁。
如果说，作为社会主义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话语，从50—70年代开始就因为“现代化”所内含的“科层制”“三大差别”等而充满危机，那么“新时期”以来“劳动的贬值”可以视为这一危机爆发的表现。以“陈奂生”系列为例，高晓声从《“漏斗户”主》到《出国》，不断埋伏着对“劳动”既排斥又眷恋的态度。《“漏斗户”主》描绘了1978年按1971年“三定政策”落实粮食分配的后果：“劳动”重获价值。然而，到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在1979年依靠“劳动”获得的尊严，令人瞩目地贬值了，而这样的背景恰恰是小说喜剧性的来源。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陈奂生所住的招待所“五元钱一夜”，“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转业》中陈奂生客串一回供销员。篇末，供销员的600元奖金令“劳动”的危机充分暴露出来：“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当然，“劳动”还没有彻底失去往日的荣光：正是因为把吴楚家的荒园整治成了菜畦，陈奂生才要到了社队企业所需的工业原料。高晓声以喜剧的方式证明：“工业”真的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但这已是“劳动”最后一次的绝地反击。其后的《包产》《战术》《种田大户》当中，对“劳动”的眷恋与其说是一种自愿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之举。到了《出国》里，陈奂生式的农业劳动价值观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美国人的度假生活与广阔的自然风景，使陈奂生发现“劳动”本不必成为生活的中心。他自作主张将艾教授的草坪改成菜畦的举动，是体力劳动挽回尊严的堂吉诃德式的尝试——美国人这次终于没有领情。如果说，此前《转业》“把荒园改成菜畦”象征了农业劳动在现代化面前喜剧性的自我救赎，那么《出国》中“菜畦再改回草坪”则预示了劳动愈发惨淡的命运。
在“劳动的贬值”背景下，高晓声仍然创造了一系列80年代农村改革当中的活跃主体。如果将陈奂生和这批“能人”相互映照，研究者将惊人地发现，陈奂生正是“能人”的喜剧性镜像。“农民进城”的故事，可以翻译为“旧人到了新时期”的故事。作为时代的“旧人”，陈奂生始终不断与外界给予他的期许发生错位，只能在“新时期”里一惊一乍地“历险”，而不能真正主宰“新时期”的历史。相比于陈奂生唯一的追求——农业劳动，“能人”们试图在“劳动贬值”的总体历史中，找到个体和集体无论是精神或物质方面的更大的空间。
二、“做蒲包”还是“进工厂”——《水东流》中的经济理性
“能人”必须是精于算计的。陈奂生这样的“投煞青鱼”——善于冲刺、凶悍而没头没脑的青鱼——是无法成为“能人”的。陈奂生拥有坚韧的秉性和超人的劳动技能，却偏偏不擅长算计。
“算计”的内涵并不简单。“能人”必须至少具备成为“尖钻货”（苏南方言）的素质，“尖钻货”却未必能够成为“新时期”的新一代“能人”。在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这类“尖钻货”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往往以梁生宝式“社会主义新人”的对立面出现。他们自私自利、勤俭节约、贪小便宜、锱铢必较。小农意识说的就是他们，“自给自足”——生产缺乏长远计划、拒绝集体协作、拒绝复杂的市场交换。“算账”这一细节，早在40、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就处于重要位置。从《李有才板话》《福贵》《地板》到《李家庄的变迁》，算账的对象是地主，算的是“剥削账”，“算账”作为“诉苦”的内在组成，构成生产左翼主体的情节装置。当时的各种运动——减租、减息、土改——都以算账为基础展开，唯有如此，这些运动和政策才能为农民所理解。50年代以后，“算账”暴露出内在的多种可能性。首先，抵制互助合作运动的个体农民，需要工作队来帮他“算账”。算账成为说明历次互助合作运动的优越性的重要方式。其次，“算细账”是合作化时期反面人物的特长，比如柳青《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赵树理《老定额》中的“落窝鸡”和《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集体农业比个体农业往往在田亩利用、机械化、抢火色、推广良种和化肥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相应带来生产计划、协作方式、评工记工、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等等的麻烦，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经济学的算计或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求高度的政治理性，尤其反过来强调不能“算细账”。“算计”的类型学——是否擅长算账、算哪种账、怎么算账，成为区分“社会主义新人”与“尖钻货”的分水岭。
高晓声是一位“用算盘写作的作家”。不仅在小说中，甚至在散文和访谈中，他都暴露出对于“数字”的偏好。虽然在新时期的小说中“算账”情节并不鲜见，但像在高晓声那里占据如此核心地位的却不多。在这里我们围绕这一情节来说明“新时期”的“能人”与“尖钻货”的差别。
《水东流》发表于1981年，小说背景是苏南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阶段，大队落实生产奖励到户，个体手工业发展，农村经济水平正在恢复，农村道路发生分化。刘兴大是“尖钻货”的代表：“他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他儿子长到十三岁，他就安排下养活二十只兔子的任务，当年就赚到了口粮钱。……女儿淑珍更出众，八岁学会做蒲包，十岁学会摇棉花，十四岁初中毕业，一家的洗、烧、缝、喂都包揽了。”
“做蒲包”这样的家庭手工业是老一代“尖钻货”刘兴大致富的唯一手段。电影放映队来到村里时，全家老小放弃做蒲包去看电影，他却觉得误工、浪费。电影断电时，有人叫他去当搬运工，他又在心中与“做蒲包”收益率进行横向比较，盘算起来。他与女儿的代际冲突在小说中体现为到底是“做蒲包”，还是买收音机、看电影并最终“进工厂”。刘兴大反对女儿与社队工厂技术员李松元在一起，从情感上因为看不惯他的“不踏实”，从理性判断上又对社队企业的前景与现状充满担忧。表面是生活方式、人生道路的差异，核心却在于“算计”方式的不同，即是否已具有在“新时期”崛起的经济理性。
如果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经济理性——“社会主义新人”和旧式农民的差别，更多在强调长远计划、集体协作、技术改良等方面；那么这种“新时期”再度崛起的经济理性，则重点在于“市场交换”的意识。刘兴大的精神结构中，不具备对“作为交换的生产”的意识。他的“算计”，仅仅是一种不加反思的区域农业手工业传统习惯与政治感觉杂糅积淀而成的感性结构。“做蒲包”是他所熟悉、能掌控的生产方式，也是在遭遇种种新中国政策波动后的最安全的生产——“做活路”毕竟是集体化农业对农民控制相对较为宽松的地带。女儿淑珍不仅如其父亲对产品的价格具有充分的敏感，更对不同产品彼此之间的交换关系了如指掌。在小说结尾处，女儿淑珍分析说：“什么都要自己做，好像工夫不要钱！其实细算算，做一双鞋子的料，比买一双只差几角钱，倒要花两天工夫才做得出，一工算一元，就大蚀本。就是不肯买，赶着你起早磨黄昏，半点没空歇，想学习不得学，想看电影不得看，想外面去见识见识不得去；有了钱买块糖吃还说吃馋了嘴，这日脚过了有什么意思！”上文着重号标出的表达，不但表明“能人”的算计能力，更表明“能人”的算计与“尖钻货”的小算盘不同：劳动力标出价格然后投入市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好像工夫不要钱”），而“尖钻货”拒绝市场交换的“非理性”（“就是不肯买”）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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