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儿童文学评奖看儿童文学原创变化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日前揭晓。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四年一评，是对一个发展阶段内儿童文学创作成果、经验、现象、趋势的一次重要整理和总结。它是一场艺术的竞技，经过反复的比较、判断、鉴别、甄选，从大量参评童书里挑选出相对更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它同时也是一个象征的仪式，即以一串耀眼的果实，象征一季垂累的收获。庆典的舞台背后，我们的视野是在更广袤的田野之上。
探询童年生活的“新现实”
这些年来，儿童文学写作其实一直在努力探询、思考、把握处于急剧变迁和复杂纠缠中的童年生存现实。从本届参选和获奖作品看，当代儿童文学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均有新的提振。萧萍的获奖作品《沐阳上学记》，以书写儿童日常生活的切近、鲜活、灵动而令人印象深刻。它也反映了当下一种日趋活跃的儿童文学创作现象，即知识阶层父母以自己的孩子为“标本”有意识地参与童年日常生活的观察、思考和书写。作者身份及其观察视角的独特性，既使这些作品呈现的儿童生活透着强烈的现场感，也使它们富于审美、教育等层面的现实思考和问题意识。麦子的获奖小说《大熊的女儿》，其中女孩老豆这个童年角色的塑造，就是对当代童年独特气质的一次有高度的文学提炼和表现。这个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群体在当代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不断提升的自主性、掌控力，是具有强大的生活和文化能量的“新儿童”。同时，作家又以智慧的艺术处理，将这种自主掌控的力量导引到了童年生活的良性建构中。
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与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里的光》，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基本书写视角下探索当下童年的多维性、复杂性、深刻性，以及蕴于其下的永恒内质。前者以反映当代童年现实的广度引人注目，后者则以探向童年生命力的深度而引人深思。同时，这两部获奖作品也凸显了当下儿童文学格外需要的一种写作姿态，即作家亲身走进儿童的生活，深入童年的现实，在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中，描写中国童年真实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面貌。
探索童年书写的“新故事”
对于今天越来越见多识广的童书读者来说，儿童文学要在艺术的创造中持续提供故事的新趣味，日见难度。但迎向这一写作的难度，必然也会有新的视界和收获。本届获奖的《吉祥时光》《将军胡同》是近年历史童年生活书写领域的力作。可以看到，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积累，这类写作在把握历史与童年的文学关系方面日益走向成熟。作品中，对历史的理解在童年的独特视角下获得了新的丰富，对童年的理解亦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得到新的揭示。这类创作无疑已经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一项重要的艺术成果。
本届评奖格外重视叙事的独到性。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从一开始就因其在童年故事构思方面的创意而受到关注。作者通过设置巧妙的生活误解，使儿童被错置于某种极端的命运期待中，从而使平常的童年生活忽然披上了新鲜的光彩。这类创意并非没有先例，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等了一整天》、罗马尼亚作家山吉勃良努的短篇儿童小说《暑假》等，均写到“死之将至”的误会在孩子身上造成的生活戏剧。彭学军将这种误会放到一段有长度的儿童日常生活中，童年生活的舒缓寻常与孩子内心的焦虑紧张互为烘托，形成了富于戏剧性和表现性的故事张力。张炜的《寻找鱼王》触及的是西方儿童小说中最为传统的少年冒险主题，却对此做出了富于中国古典哲学气息的新阐释。
今年的四部获奖童话，在幻想的构思和叙事方式上，亦有新的惊喜。吕丽娜的《小女孩的名字》，发扬了作家童话写作中一贯的温暖、轻扬、智慧、大气的长处，又在童话结构上完成了新的突破。汤汤的《水妖喀喀莎》、周静的《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在风格迥异的文字中演绎各自的精灵式幻想。王林柏的科幻小说《拯救天才》，以独特的想象诠释传统的成长主题，充满当代儿童故事的幽默能量和蓬勃生气。
作为艺术方向与批评标准的奖项
一个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其目标不仅是评选出一批引人注目的获奖作品，更承担着经由对这些作品的选择、呈示，为一个时代辨识并指出艺术的方向、划定并提供批评的标准的重大职责。这些方向和标准不一定会成为人所共奉的权威准则，但它应该为人们认识、判断特定时代儿童文学的文本面貌与艺术状况，提供富于启迪的视野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奖项的评审，其实也是一种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文学判断、批评眼光和艺术期望的呈现与传达，故需慎之又慎。当然，在获奖作品公之于众的同时，评委会也是把这种判断、批评和期望的准则，推到了公众的批评视野中。
此次评奖的过程，也是评委们从文学批评的专业立场出发，围绕文本细读中产生的各个重要艺术问题展开探讨乃至争论的过程。不论在公开的讨论还是私下的交流里，大家就儿童文学的童年观与价值观问题、文学特质与多元形态的关系、儿童小说的结构与故事性、儿童诗的诗学面貌、儿童文学的人文性与理想化等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突出现象和问题，展开了细致、持续、深入的辨析讨论。不少作品在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不单是为了最终获奖与否，更是为了它所带引出的艺术话题。我认为，这样的讨论对作品、对评委、对一个奖项来说都太重要了。它使评奖本身不但具有程序意义，也富于学术价值，这对于促进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也许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和作用。
讨论过程中，一些对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话题被提了出来，一些创作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和探讨。例如，对幼儿文学这个门类的艺术发展来说，如何从当代童年精神和儿童文学的艺术高度出发对幼儿生活内容做出富有文学价值的提炼，如何探索幼儿文学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内涵，就是有待于深入的艺术课题。
评奖总是如此，越到最后的遴选，越是有些割舍不下的作品。整个评审中，作品艺术质量是评委们的第一考虑，而文体的代表性、题材的典型性、所提出的生活与艺术话题的现实意义，也是综合考虑的因素。一些未获奖的佳作，在我看来，一样无愧于这份优秀的荣光，一样堪称儿童文学的“无冕之王”。
（原载2017年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探寻儿童文学的艺术新境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述
走进童年的广袤与深厚
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正面临新节点，这个节点与当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而空前多元的现实密切相关。或许，历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孕育、生长着如此辽阔、丰繁、复杂的童年生活现实和故事。它是伴随着技术和文化现代性的非匀速演进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图谱的一部分，其非统一性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些年来，对这一复杂现实的认识从各个方面溢出传统童年观的边界，不断冲击、重塑着我们对“童年”一词的基本内涵与可能面貌的理解。
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作品来看，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录、剖析、阐说这一现实，其迫切性和写作的难度，足以引起儿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本届获奖的儿童小说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其独特的价值正在于，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现状与生活现实的多面性及其所对应的童年体验、情感和思想的多样性，以一种鲜明而醒目的方式呈示于读者眼前。作家选择在脚踏实地的行走和考察中走进真实的童年，这个姿态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书写来说，显然富有一种象征意义。面对今天儿童生活中涌现的各种新现实、新现象，要使作家笔下的童年具备现实生活的真正质感，拥有儿童生命的真切温度，唯有经由与童年面对面的直接相遇。
甚至，这样的相遇还远远不够。要着手提起一种童年的素材，作家们不但需要在空间上走进它，也需要在时间上走进它。而很多时候，尽管怀着关切现实的良好写作初衷和愿望，我们却容易看得太匆促浮皮，写得太迫不及待，由此削弱了笔下现实的真实度与纵深度。因此，舒辉波追踪10年写成的纪实体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除了呈现困境儿童生存现实的力度，也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书写背后观察、积累和沉淀的耐性。这也是萧萍的《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这样的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写作潮流带来的启示——作家笔下生动的、充满鲜活感的童年，只有可能来自写作者对其写作对象的完全进入和深透熟悉。
这样的进入和熟悉，在作品中直接显现为一种突出的艺术表现效果。郑春华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将当代家庭父母离异背景下低龄孩童的情感和生活，摹写得既真挚生动，又清新温暖。读者能清楚地感到，作家对于她笔下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生活，了解是深入的，情感是贴近的。胡永红的《我的影子在奔跑》是近年以发育障碍儿童为主角的一部力作，其边缘而独特的视角、收敛而动人的叙事，带领读者缓缓进入一个特殊孩子的感官世界和成长世界，那种生动的特殊性和特殊的生动性，若非做足现实考察与熟悉的功课，几乎不可能为之。王勇英的《巫师的传人》，在亦真亦幻的墨纸上摹写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却非空洞的感物伤时，而是站在生活的诚实立场，同时写出了这两种文明向度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里各自的合理性，以及二者交织下生活本身的复杂纹理与微妙况味。这样的写作，更有力地彰显了“现实”一词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童年的，或者说，儿童文学的童年里不是只有孩子。在弱小的童年身影之后，我们同时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生活之网。在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中理解童年现实的真实模样，而不是试图将童年从中人为地抽离、简化出来，这才是儿童文学需要看见和探问的现实。韩青辰的《小证人》里，一个孩子的生活原本多么稀松平常，它大概也是童年最普遍的一种生活状态，但当日常伦理的难题从这样的平淡生活里骤然升起，当一个孩子身陷这样的伦理困境，她的感受、思考、选择和坚持，让我们看到了童年日常现实的另一种气象。薛涛的《九月的冰河》写少年的不安，其实也是写成人的追寻：“你想过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孩子和对于一个成人，具有同等重要的效力和意义。于是，童年与成年、孩子与大人在镜中彼此凝望，相互塑造。在麦子的《大熊的女儿》、和晓梅的《东巴妹妹吉佩儿》、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等作品里，作家借童年的视角来传递关于我们生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征、精准批判、深入理解和温情反思，也是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术方式和精神，为人们标示着现实生活的精神地图。在这样的书写里，作为儿童文学表现艺术核心的“童年”的广袤和深厚，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与认识。
塑造童年的力量与精神
近年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蕴含着童年观的重要转型。这种转型既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童年观念的某种变化，也以文学强大的感染力推动着当代童年观的重构塑形。正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日益扩张的一类典型童年观，在《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一书的书名里得到了生动的表达。在洋溢着自我意识的欢乐语调里，是一种对于童年无拘无束、张扬自主的精神风貌与力量的认识、肯定、尊重乃至颂扬。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它体现了对于童年自我生命力、意志力、行动力、掌控力的空前突出与强调。
在这一童年观的影响下，一种充满动感和力量的童年形象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得到了鲜明的关注和有力的塑造。它不仅体现在孩子旺盛游戏精力的挥霍与发散上，更体现在这些孩子凭借上述力量去接纳、理解、介入和改变现实的能力上。这些年来，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时代的游戏冲动和狂欢本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包容，尽管这一冲动和本能的文学演绎其实良莠杂陈，但我们仍然相信，一种久被压抑、忽视的重要童年气质和精神正孕育其中。
透过《大熊的女儿》等作品，我们看到了它在如何促生一种真正体现当代童年独特力量和精神品格的艺术可能。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孩子不再是天生的弱者，表面上的自我中心和没心没肺在生活的煅烧下显露出它的纯净本质，那是一种勇往直前的主体意识与深入天性的乐观精神。这样的童年永不会被生活的磨难轻易压垮，相反，它的单纯的坚持和欢乐的信仰，或将带领我们穿越现实的迷雾，寻回灵魂的故乡，就像小说中老豆和她的伙伴们所做到的那样。
一旦我们意识到童年身上这种新的精神光芒，一切与童年有关的物象在它的照耀下，也开始拥有新的光彩。这包括如何看待、认识、理解历史上的童年。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之一，便是朝向历史童年的重新发掘和讲述。与过去的同类写作相比，这类探索一方面致力于从历史生活的重负下恢复童年生活固有的清纯面目，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为一体的童年视角下，恢复历史生活的另一番真实表情。本届参评和获奖作品中，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历史童年题材作品。
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在历史的大脉动下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孩子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也在童年的小目光里生动地探摸到了一段历史演进的细微脉搏，那运行于宏大历史之下的日常生活的温度、凡俗人情的温暖，赋予过往时间以鲜活、柔软的气息。黄蓓佳的《童眸》亦是以孩童之眼观看世态人生：艰难时世之下，孩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小尊严，如何以弱小的身心担起令成人都不堪疲累的生活负担，更进一步，如何在贫苦的辛酸中，仍能以童年强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本能点亮黯淡生活的光彩。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童年的个体性、日常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的关注。但与此同时，这个自我化、日常化的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亦即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代、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则是这类写作需要进一步思考、探索的话题。在另一些并非以个人童年记忆为书写模本，而包含明确历史叙说意图的作品中，有时候，我们能看出作家在处理宏大历史叙事与童年日常叙事之间关系时的某种矛盾和摇摆。
史雷的《将军胡同》从童年视角出发，展开关于抗战年代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叙说，尽显京味生活和语言的迷人气韵。小说中，一个普通孩子的日常世界既天然地游移于特定时代的宏大时间和话语之外，又无时不受到前者潜在而重大的重构，两者之间的经纬交错，充满了把握和表现的难度。殷健灵的《野芒坡》，在对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的传教士文化背景下叙写一种童年的生活、情感、命运和奋斗，文化的大河振荡于下，童年的小船漂行于上，大与小、重与轻的碰撞相融，同样是对文学智慧的极大考验。在这方面，可以说以上两部作品都贡献了珍贵的文学经验。
事实上，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当下现实的书写，如何使小个体与大社会、小童年与大历史的关系得到更丰富多层、浑然一体的表现，仍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艺术难题。在充分认可、张扬最个体化、具体化的童年生命力量与生活精神的同时，发现童年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命运之间的深刻关联，书写童年与这片土地的过去、当下、未来之间的血脉渊源，是当代儿童文学不应忘却的一种宏大与深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