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厚涛，江苏省连云港人，北京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曾赴香港大学、俄勒冈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传播。主持或参与社科基金等项目五项，出版《<沧浪诗话>在西方》等各类著述七部，在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表《话语抵抗与理论构建——刘若愚中国古代文论的英语翻译研究》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引  言

一、选题缘由与切入思路

严羽（约 1197—1241），字仪卿，又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他所撰写的《沧浪诗话》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一向被看作是最为重要的宋代批评著作之一。几乎任何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类的著作中，《沧浪诗话》都会被放置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被以极大的篇幅进行介绍。例如，蒋凡和郁沅 1994 年合作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三章“唐宋金元文学理论”中，严羽在整章中独占第九节一节的篇幅，超过江西诗派论、朱熹、皎然等人所占的篇幅。1995 年张少康与刘三富共同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卷）》中，作者也是分别从“严羽的生平和思想”“论‘别才’‘别趣’”“论‘妙悟’”“论‘以盛唐为法’”等方面，专章论述严羽的《沧浪诗话》。 c 而 1996 年王运熙与顾易生合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四卷“宋金元”卷中，“严羽《沧浪诗话》”更是独占第二编“南宋诗文批评”的一整章。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书作者在第三编“宋代的诗话、词论、小说批评和理学家的文学观”中专列一章讨论“宋诗话的发展及其理论批评”，不过为了凸显《沧浪诗话》的地位，作者并未把《沧浪诗话》放置于其本来应该被放置到的章节中，而是在第二编中单列一章来论述《沧浪诗话》。蔡镇楚 2005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第六章“理学与宋代文学批评”专章论述整个宋代的文学思想发展脉络，而在此章中作者也是专设一节，即第八节“《沧浪诗话》与严羽诗学批评”来论述《沧浪诗话》。从这些章节的有意编排中，我们可以看出《沧浪诗话》的地位已经被中国现代学者建构得极高。批评家 R. 拉德哈克瑞希南（ Rajagopalan Radhakrishnan）在《全球化、欲望与表征政治》一文中指出：“理论一旦旅行，其起源立刻就被非神圣化和相对化，并由其移入的现实和环境所决定。”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沧浪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当其被翻译引介至英语世界时，它在异域的价值定位则主要是由当地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因而它的价值地位必然得到了一次新的估量与衡定，由此带来的自然也就是跨文化重构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陈跃红教授在他的被人多次引用的《汉学家的文化血统》一文中曾透彻分析过：“用现代阐释学和比较文化的观念去看，因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其间的关系性质也截然不同。”具体说来，作为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过程，《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价值重构，相较于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接受历程，则常常会由于英语世界语言、文化、时间以及地域等因素，存在着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沧浪诗话》如试图在英语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在英语世界学者甚至一些普通读者眼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就必须面临被“二度确认”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使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地位，在接受语言介质交换之后，它仍然需要被英语世界重新确认。

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恰恰就是《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传播接受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途径脉络，它的价值地位是如何被重构的，又是如何变化的。它怎么会于 1922 年首次在英语世界出现时，就发表在《日晷》（ The Dial）这样一个当时极其权威的刊物上？而且为何就连在同一期刊物上刊登的艾略特（ T.S. Eliot）和庞德（ Ezra Pound）这些当时已经被广为认可的诗坛佼佼者的论文都要排列在《沧浪诗话》的英译文之后？1928 年，《当代欧洲文学运动》的著者怎么又会在其著作中援引《沧浪诗话》的观点，认为《沧浪诗话》的观点也同样适应于描述当时的英国诗坛发展状况？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投入深深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范围呈现出了一种萎缩的态势：只局限于相对狭小的汉学领域，而很难再像早期那样能够为许多理论爱好者和诗歌爱好者所关注。那么，这种变化的背后又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同样一部《沧浪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呈现出价值提升的趋势时，在英语世界却显现出了另外一幅图景呢？

简而言之，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沧浪诗话》这部中国古代的诗话体理论著作，在英语世界的文化重构过程中，是如何被选择、被翻译、被引用、被阐释、被定位、被挪用、被重构的，又是如何与英语世界的文化发生碰撞、关联、对话，甚至走向杂糅的。在这一过程中，英语世界的学者是如何对《沧浪诗话》进行重新书写与重新表述的，又是如何完成或者说正在完成着其在异域世界价值重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立意绝不是简单的“英语世界的《沧浪诗话》研究”。笔者并不否认这一课题本身同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这种更多集中于材料爬梳与现象描述的做法，却极有可能将本来极为复杂的历史多向性给封闭或者遮掩掉。艾略特曾说“每一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翻译”。其实，不只是翻译，每一时代同样也都需要有自己的引用、自己的阐述和自己的定位，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于这些问题有不同的期待。因而，我们透过不同时期英语世界对于《沧浪诗话》的翻译、引用、阐释和定位等现象，往往可以察觉到它们背后所隐藏着的巨大文化氛围。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试图探讨的，除了英语世界的学者对《沧浪诗话》进行了哪些翻译研究外，还要对之进行语境化（ contextualization）处理，对其历史的复杂性进行多维度解析，去讨论他们为何要对之进行选择，为何要对之翻译，为何还要反复重译，他们对《沧浪诗话》的研究阐释模式是怎样的，又为何会产生这种模式？所有这些翻译与阐释的背后，又隐匿着哪些复杂的文化因素？同时，《沧浪诗话》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诗歌写作指南，它在英语世界是以怎样的面目为世人所接受的？这种面目又是否发生过改变？如果有的话，我们又能否描绘出这样一个《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演变的图谱出来，等等。

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首先，在众多学者都在积极关注西方文学理论怎样进入中国的时候，本书却尝试逆向反观，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最能代表诗话类著作特色的《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是怎样进行传播接受的。在这一过程中，它又是怎样被翻译、怎样被引用、怎样被阐释、怎样与英语世界的理论发生碰撞与对话的。这样的描述，显然可以为学界更全面地考察和厘清 20 世纪以来中西文学理论的互动关联，提供一个较好的个案说明。

目前，我国比较诗学界或文艺理论界，在对中外文学理论的跨文化交流进行研究时，往往都倾向于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外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较早的有 2000 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后来则有 2007 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进所著的《中国 20 世纪翻译文论史纲》、 2008 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淳所著的《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 1993—2007》、 2008 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代迅所著的《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等。短短几年内能有如此多的著作关注“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一大的核心问题，足以说明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被翻译、被介绍、被传播、被接受，以及被拒绝、被反驳、被阻碍等问题，这已经变成学界无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课题， 从而逐渐凸显成一个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合法性领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这一点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设置上也有所体现。例如 2007年批准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旅行及其效应”这一课题。这些著作与课题，都以其居间性的品格和批判反思性的视角，对许多看似毋庸置疑的命题、概念和范畴等进行了一定的解构和重新描述，力图还原西方文学理论从其特定的发源地逐步过渡译介到中国汉语语言文化空间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碰撞与融合，及其所形成的跨语际实践形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是对文学理论话语实践形成的再语境化和文学理论研究横向超越的有效途径之一。

笔者试图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在西方的传播接受为思考出发点，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古典批评样式—诗话类著作是如何被西方引介阐发的，来以点带面地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西方的，又是如何在西方被重述的。同时关注的问题还有：“诗话”这一特殊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样式对于异域的文学解读，又是否能够提供一种作为“他者”的文化参照，即如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所预言的：“中国的诗话和评点传统与西方的分类体系建构传统无疑形成了尖锐的对峙，而今，西方重理性分析的体系建构传统在经历其极盛时期，并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之后，正在分崩离析；中国重个人体验的诗话评点传统肯定会成为强有力的‘他者’，有助于西方文学思想的重建。”无独有偶，叶维廉也曾分析过中国诗话对于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叙述方式的补充作用。甚至还有学者身体力行诗话这种写作方式，例如魏世德（ John Timothy Wixted）在翻译吉川幸次郎（ Yoshikawa Kōjirō）《中国诗歌五百年， 1150—1650》（ 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150-1650）时所作的译者序言中就认为吉川幸次郎的这部著作的体式是中国传统的诗话体。

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或许看上去过于笼统，从而流于空泛。然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古代诗话类著作在西方各个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接受命运，为了更为深入和细致具体地展开这一问题，同时也是考虑到时间有限和笔者语言能力有限等因素，笔者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沧浪诗话》，企图以这一最能体现诗话类著作特色，而且为明清文学理论提供“批评动力和理论指引”（ critical impulse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的具体文本，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个案，去描述其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厘清其被翻译介绍的历史脉络、还原其被研究阐释的样态特征、解析其与英语世界理论思潮所发生的碰撞冲突与融合对话，等等。

在《文学批评的概念》（ Concepts in Literary Criticism）一文中，阮德克（ K. W. Radtke）曾提出：“尽管比较文学的路径存在着一些困难，它却可能是检验西方文学理论在其他文学传统适应性，以及其他文学理论在西方适应性的，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有远景的一种方法。这种路径，乐观而言，还可以引导对于文学批评过程本身的更好地理解。”作为比较文学专业的一名学者，笔者试图去“检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重要著作之一的《沧浪诗话》在“西方的适应性”问题。

其次，通过对《沧浪诗话》在英语文化语境中重构历程的动态描述和过程解析，可以积极地补充与完善《沧浪诗话》的阐释链，同时还可以对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误解进行澄清。从学术史角度而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沧浪诗话》很早以前就进入了日语世界、韩语世界、德语世界、英语世界、意大利语世界和俄语世界等，在这些不同的语言文化场域中，经历了不同的接受状态，呈显了不同的传播面目。由此，对于《沧浪诗话》在异域文化中传播路径、接受过程的追踪、描述、解析和厘清，也就毫无疑问变成了《沧浪诗话》研究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沧浪诗话》的在异域接受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些成果。揭橥此领域的当为王丽娜的《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一文，该文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境遇下，尽可能地搜集了《沧浪诗话》在日本、俄国及一些欧美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研究情况，为后人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现在看来，她所搜集的材料还是非常欠缺的。而且从此文发表到现在，异域学界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沧浪诗话》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是王丽娜当时无法描述的。另外，比较遗憾的是，该文试图以短短三页文字去描述《沧浪诗话》在全世界的传播轨迹，难度显然很大。而且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只能对每一部译本著作做蜻蜓点水式的介绍，而没有从更深的层次去探究异域《沧浪诗话》研究的文化动因、所呈现出来的图景面貌、有哪些价值、贡献或者不足等。当然，除却王丽娜的这篇论文，后来也有其他一些论著以不同的篇幅对《沧浪诗话》在异域的流传扩散进行过描述。不过这些论著或是由于体例所限或是由于篇幅太短，都没有过多地对这一重要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因而，笔者希冀通过对于《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旅行轨迹的描述，为以后的《沧浪诗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术史或研究史的写作与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通过更加清晰地描述这一学术史，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沧浪诗话》在异域的传播历程，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误解进行说明。例如有学者在对英语世界的《沧浪诗话》研究进行描述时，认为“专门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其实目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专门关于《沧浪诗话》的论著及更多的论文。例如，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张彭春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节译过《沧浪诗话》的一些段落，并发表在当时在美国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日晷》杂志上，后来这一节译还出过单行本。不过由于地域的限制或是其他原因，很少有学者阅读或目睹过这一单行本，故而就有人认为这一译本乃张彭春翻译《沧浪诗话》的英语全译本，认为“1929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全书译出，在美国匹兹堡出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当然，学界关于《沧浪诗话》研究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很多。笔者也试图通过自己的材料搜集以及甄别选择，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再次，通过对《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传播接受的描述和解析，特别是对英语世界学者对于这一重要文本的解读角度、研究范式和阐释成果进行引介，或许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沧浪诗话》的研究现状，进而激发起更多的问题意识。虽然我国在《沧浪诗话》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不乐观。自 2000 年至 2011 年 4 月，国内比较权威的文学类刊物（如《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等）中未刊发过一篇关于《沧浪诗话》的研究论文。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专业刊物—《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自2004 年的第二十二辑到较新的 2009 年的第二十七辑连续六年的辑刊中，仅刊发过一篇关于《沧浪诗话》的论文—《〈沧浪诗话〉跋》，且还是民国时期的旧文重刊。如果考虑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是年刊，而每一辑的内容又相对有限，因而没有刊发《沧浪诗话》方面的论文，还可以有所解释的话，那么作为文艺理论的专业期刊—《文艺理论研究》，在自 1999年至今也仅刊发过两篇关于《沧浪诗话》的论文，分别为朱志荣的《论江西诗派对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和刘方的《“闲话”与“独语”：宋代诗话的两种叙述话语类型—以〈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为例》。虽然我国学术界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形势仍然不太乐观。而如何能够进一步促进《沧浪诗话》的研究，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异域学术界关于《沧浪诗话》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作为很好的尝试。

刘若愚曾在《西方最近的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趋势与展望》（ The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Current Trends,Future Prospects）一文中指出，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有三个方面：“首先可以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带来一种新的视域。其次，可以把中国文学放置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景之中，从而有利于避免文化沙文主义。再次，这样一种研究还可以为更多非专业的人士提供认识中国文学的一些

机会。”这里，刘若愚将“带来新的视域”放置到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首要价值层面，是别有深意的。由于英语世界的学者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课题的方法等都与我国学者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对于同一文本的研究，无论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是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与我国学者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对于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作用。同时，通过引进英语世界关于《沧浪诗话》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沧浪诗话》研究的对话和交流，这或许也是推进我国学者更好地研究《沧浪诗话》的一条有效路径。

我国学者研究外国的文学文化，同样外国学者也有较大的兴趣去关注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中国文学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互动过程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研究层面，即我国学者已经开始进行异域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研究。在这一横向互动的多层面文化往还的研究过程中，《沧浪诗话》传统的“自我参照”的研究方式倘若不与“互为参照”相结合，它就会囿于一种封闭模式之中难以自拔。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应该努力汲取英语

世界对于《沧浪诗话》的研究成果，本着“出入老释而返于六经”学术方法，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进行双向互动，即把英语世界关于《沧浪诗话》的研究成果置放于《沧浪诗话》研究的整体脉络之中，与我国的《沧浪诗话》研究形成相互参照，其目的在于使双方的学术研究都能够以对方为镜像，从而能够呈现出各自的独有特征和价值意义，并探索二者对话的潜在可能性与具体可操作性。同时以这种对话为契机，以问题开启为导向，努力实现从旧有的学术范式向新型的研究范式转型，从而为《沧浪诗话》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开掘提供一种切实的思路。徐光启曾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通过这样不同文化的“会通”式的整合，还可以构建出面向新的学术视野的新的研究范式。通过《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传播接受的描述，还可以开启出更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沧浪诗话》的诸多研究成果，由于语言翻译、文化隔膜等多种因素，仅是一部分进入了异域学者的关注视野，如美国学者对郭绍虞、钱钟书等学者的著作就多有引述。同样，我国学者也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沧浪诗话》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征引，那么这种选择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文化需求或文化动机，选择之后在具体的《沧浪诗话》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又产生了怎样的推进？也就是说，异域学者所发现的问题在我国的学术批评界又能产生怎样的批评后效，这同样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最后，这样的描述还可以为探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途径，提供一些经验性反思。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王靖宇（ John C.Y. Wang）教授在为《清代文学批评（ 1644—1911）》［ Chinese Literary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所撰写的序言中曾言：“相似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核心文本的英译，是中国文学传统更好地为世界所知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沧浪诗话》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核心文本，考察它是如何为全世界所知的，或许可以对中国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关心的“中国文学如何更好走向世界”的探索，提供一些经验性和资源性启迪。《沧浪诗话》在现代学术史上所呈显的种种图景变形和沉落起伏，其在走向异域文化的道路中所出现的多种样态，异域学者在对其进行翻译、引用、选择、阐发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文化策略和所产生的种种后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整个现代中国学术场域中，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各种遭遇的一个缩影。因而我们重返这一漫长而又多变的文化历程，去解析《沧浪诗话》的近代研究过程中，作为他者的异域文化，尤其是英语世界，是如何参与进来的，无疑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的。也就是说，这种解析和探讨还可以为以后对其他经典文本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等进行探讨，提供一个借鉴。

总之，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逐渐被从引入到传播，再到身份的确定乃至相对稳定化，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沉积和时间检验。而研究这一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本土化过程，另一方面在条分缕析的过程中也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对英语世界本土文学理论的影响，其学术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仅应当简单地停留在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层面，它还涉及很多的文学交流、文化兼容等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历史性话题。本书尝试从翻译、接受、传播、影响等方面，探讨《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重构路向，试图以《沧浪诗话》这一具体文本解析中国古代文论在异域的生成与再建构过程，并以其在我国同一时期的接受样态作为参照，去考察不同文化对于同一文本—《沧浪诗话》的接受方式和阅读态度，对于这一文本多种意义层面的展现和价值定位的评判，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同样也是勘测不同文化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引  言第一章 斯宾迦“强烈需求”下诞生的初次英译第一节  英语世界“文学独立说”的诉求第二节  严羽对于“文学独立说”的契合第三节  首次英译的价值意义及后世影响第二章 德国诗人的英语翻译第一节 德邦翻译的影响与《郊狼丛刊》的定位第二节 洞见与盲点：斯蒂凡&middot; 许纳翻译的文本解析第三节 刊物的非主流性与影响的限度第三章 主动偏离中国权威底本的全译第一节 复杂的译者动机与多层面的读者定位第二节 德译本的牵连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拒绝第三节 对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本的疏离第四章 刘若愚空白场域中的艰难突围第一节  学科的零度起点与“异质性”的追求第二节  “本质主义”的消解与文本的异域“新生” 第五章  欧阳帧的“透明之眼”和对西方“视觉中心”的超越 第一节 感官认知的等级排列与中国“味”诗学的浮出第二节 “味”概念的含混指涉与欧阳帧的过度诠释第六章  林理彰的长久倾心与对《沧浪诗话》的创意解读第一节  几十年的持久关注与对传统困境的尝试解答第二节  二元对立的写作策略与对历史生成的追问视角第三节 当“原创性”遭遇“后效性”：评判视角的游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