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慌不择路，转身从原来的缝隙中逃了回去。后来才知道，这幢小洋房建于1935年，平时很少对外开放，是县图书馆的古籍分部。我第二次走进古籍部，是在小学快毕业的一个夜晚。这是1966年的初夏，空气中已经弥漫着革命的血腥的味道。我的班主任将我一篇作文推荐给上海的《少年文艺》，晚上叫我到她的办公室，誉清修改一次。石梅小学在虞山西脚下，旧时乱坟荒葬之地，一到夏天的晚上，萤火四飞，我很害怕一个人走夜路。于是，班主任就对我说，班里有个小顾同学，他父亲就是古籍部的职工，晚上，他要陪伴父亲值班，你和他一起走。于是，我跟着小顾父子，在黑暗的山路上前行。我永远记着这样的情景：瘦瘦的老顾披着香云纱旧衫，手里提着一盏玻璃盒子的风灯，昏黄的光晕，照着脚下的路。他有时会停一下，等着我和小顾。小顾趿着木屐板，右胳膊夹着一条卷着的草席，在空寂的山路上，响着无节拍的敲击声。
我们三人的影子错错落落，转进了学校的小门。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了一些关于古籍部的真相。
我的小顾同学，1970年和我在乡下劳动时，被工宣队紧急召回到城里。原来，他的父亲，在古籍部值班时，上吊自杀了。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小顾，只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的父亲服务于这个县立图书馆有几十年了，他的父亲在古籍堆中穷搜苦读，写过一本扬州八怪的画语录，还认识县立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瞿启甲。这个瞿启甲，就是晚清江南藏书大家、古里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他于1915年至1920年，当了5年馆长。
令人吃惊的是，到了1986年，文物普查，我们小时候洗涤笔墨的荷花石缸，原来是明末清初大出版家毛晋汲古阁的旧物。我们的教室曾经是清代道光年间的“游文书院”，当过两代帝师的翁同稣，也在那里读过书呢。
说起读书人心中的痛，莫过于浩劫时代无书可读。说起读书人的骄傲，古里瞿家六代藏书，历经100多年，传至瞿启甲手中，有宋刻本160种，金刻本1000余种，元刻本106种，还有大量的旧抄孤本。瞿家五代人含辛茹苦，毁家聚书，最终却能化私为公，全部捐给公立图书馆，将个人拥有的知识，宏扬给人民大众，这是瞿家最大的光荣。
说起读书人的风骨，瞿启甲的高风亮节最为世人所称颂。他一生淡泊名利，唯有嗜书如命。当年晚清两江总督端方，诱劝他献出藏书，但他不为所动，最后只将家中的一部分影抄本进呈。民国初年，江浙两地的军阀混战，战火烧至常熟，瞿家冒险将藏书从古里运往上海，沿途水路屡遭土匪骚扰，所幸书籍完好无损。同样的古籍，同样的年代，常熟北门外著名的赵家“旧山楼”藏书处，就没有这般幸运，书院被浙江卢姓军阀的士兵占为马房，大量古书竞被焚烧践踏。抗战期间，瞿家古书被日本文化间谍作为重点侦察对象。瞿启甲事先巧妙安排，和三个儿子分头安置藏书，最终逃过日寇毒手。
经历了这样的藏书风险，瞿启甲没有那种小鸡肚肠的阴暗心态，而是秉承先人夙志，不但要让瞿家子孙有书可读，还要让书籍服务于社会大众。他在1914年倡导成立了常熟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图书馆，筹备期间，他不但将大量家藏原本送给图书馆，还动员乡绅宿老捐献图书。在他当馆长的5年中，曾收集图书27000余册，成为江苏省各县之冠。化私为公，瞿启甲不但表现在捐赠图书上，还表现在个人品质上。他看到县财政困难，就主动提出，在担任县立图书馆长期间，不拿一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旧时代藏书家的高尚品行，千秋万代，历史会记得他，人们会敬仰他。
瞿家的铁琴铜剑楼究竟有否“铁琴”，我曾请教了一位古琴家。
所谓“铁琴”，并不是用铁做的琴，而是琴的本身是桐木的，外包铁衣，相传此琴是唐朝时代的遗物。琴背腹内刻有“金声”两字，无年款，过去有“金声玉振”的说法，估计还有一具“玉振”的古琴与之配对。目前这古琴，随着1959年瞿家的全部宋元古书，也一同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而所谓的“铜剑”，连瞿启甲本人也从未见到过，据说已在咸丰年间就散失了。
七弦古琴，它与常熟也大有渊源。明代虞山琴派的鼻祖严天池，就是常熟人。有好几年的中秋月夜，我都去古籍馆旁的书坛公园聆听古琴演奏。在洞箫的引领下，古琴奏响“高山流水”名曲。在月光的映照下，黑色的山影压迫着楼影，我背倚着古书曾经安息过的书楼窗棂，有点伤感，有点无奈。我仿佛看到，瞿启甲在守护着他的宝贝，在午夜的残灯微焰中，摩挲着灰黄的卷本，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和信念，他夜不成眠，伸手轻抚一颗疲惫沉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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