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
执笔《邻草》时，加藤弘之获得了蕃书调所教授助理的职位，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下出隼吉曾经指出：“虽说是读了蕃书调所的藏书而执笔的，但是根据什么书籍而写的，博士（指加藤）并没有说。即便去调查现存于静冈的葵文库中当时流传下来的洋书，据说也没有分析像样的原本。在语言的使用是像是多有依据汉译本的样子，但大体上毕竟还是根据荷兰或德国那些公民读本吧。”与此相对，尾佐竹猛在《日本宪政史大纲》的“议会思想的移入”部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中除了极少数一部分可以得到“来自荷兰语的外国知识”外，“那时在中国的欧美人的文化宣传事业脚踏实地地得以推进，出版了许多有益的汉文著作。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当时我国的有识之士因为全都是汉学者，有幸竞相阅读这些著作，将其翻译过来的在我国也不少，由此渐渐地欧美的议会制度也被介绍到我国。”的确，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在日本甚至作为地方学馆的教材来使用，可以说流布极广。尾佐竹猛在介绍《瀛寰志略》时虽然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邻草》借助于此书的译语很多”，但语焉未详。今略举一例说明。比如在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瀛寰志略》有“爵房”和“乡绅房”的译语，分别表示其上议院和下议院。而《邻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这一用语，同时将“乡绅房”改为“荐绅房”。
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中国的著作对当时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认识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圆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就是：“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福泽谕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编时为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人主要是通过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的。”《邻草》这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以从中国获得的世界知识而在国际性的视野里劝说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由此却成为在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这种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殷鉴”的思想意识，已经远非半个世纪之前完成的专事“裂眦骂詈”的《殷鉴论》同日而语了。津田真道在《邻草》的初稿本《最新论》中以朱批的方式给予其所论下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对其“清英胜败之故”和“清国恢复之策”，从总体上不惜用“最妙”加以赞扬。同时将其所论置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状况中，论述说：“以西洋人的眼光来看虽然不足为奇，而满清的一万万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着眼于此。可惜清主不能听到此论。盖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关系到清民一亿之祸福呀。余也到于此而悲于清国无其人焉。”这或许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早的一种比较思想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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