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工作仅仅是开始，最终达到了朗松所说的那种路易十三的风格，那种有着坚实的基础、慢慢展开的句子：努力清楚表达思想的句子，想首先表现出其联系，而句子当中的字词在由关系词、连接词和现在分词结构而成的逻辑框架之中，相互之间显得十分紧密，让人想到“王宫房子上砖砌的墙四周的大石头”。
对于思想来说，这是艰难的限制，是沉重的障碍，是谁也躲不过的。于盖在谈到拉伯雷时，有些天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伟大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像对待词汇一样，在句法上也随意一些呢？”因为他不能。不是因为像于盖所说的那样，“一般在句法上是不能寻求与众不同的”，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句法不决定于一个人，即使是二个天才的人；句法也是某种方式上的社会机制，是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事和反映——而不是一个个别作家的反映。每个时代，每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自己应该有的句法，我的意思是说，每个时代、每个群体都有与其思想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程度相应的句法。
行动和反行动。语言的状态阻碍着思想的发展，但是，思想的推动会不顾一切地撑开语言的框架，打碎它，扩大它。16世纪的人们，即使他们拥有适合进行哲学思考和宗教思辨的语言，可是如果没有科学更探、更好的发展，语言又有什么用呢？有些好心的人最近指责哥白尼，说他想让自己的系统更加精确，从而破坏了这一系统。其他一些同样有资格的人则强调“不精确的好处”，同时补充说，“如果开普勒（Kepler）的研究更精确些，便无法发现他的规律”。显然，各个时代的思辨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要冒险、发明、不顾一切地向前进。然后再审视（或者反复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语言，思想：这就好比是裁缝所面对的一件穿不坏的衣服，客户的身体在不断地成长，所以裁缝要不断地修改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是衣服太大了，有的时候是客户觉得太紧。然而，客户和衣服无论如何也要互相适应。客户和衣服总是互相适应的，虽然先有不适应，经过调整之后才适应了。语言常常充当了栏杆的作用，或者大坝的作用。所以在思想的历史上，很多被拦住的水总有一天突然冲垮障碍，卷走一切。
（3）拉丁文的异议
有人也许会说：你是在玩弄文字吧！16世纪的人不是有拉丁文吗？如果他们要思考哲学，他们可以用西塞罗的语言啊，作为老师，西塞罗不仅教他们如何写作，不也是教他们如何思想吗？
毫无疑问，当时所有搞思辨的人，所有的，或者说差不多所有从事思辨的人——我们这里之所以说“差不多”只是出于顾忌，或者是为了顾惜贝尔纳，帕利西（Bernard Palissy）——，都是双语的。或者如果不是，那是很丢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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