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奔解放区这件事儿上，薛浩然原来计划一起行动的，有吕出、赵继义、高孟吉以及高孟吉推荐的师世德。师世德也是韩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学同学，跟高孟吉也同过学。师世德在西安市政府办身份证，能给他们办来身份证。卷毛儿赵继义是河北保定人，在陇海铁路电台当译电员。他家在南郊郝家村，和薛浩然他们的电台是邻居。赵继义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家里除了岁数很大、身体也不好的父母，还有个侄女。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靠他这个普通下级公务员的薪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尽管如此，赵继义在读书上却舍得花钱。他家里订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而且买了很多苏联小说。赵继义胆子大，不怕事儿，跟薛浩然又年龄相仿，俩人很自然就成了是好哥们儿。因为薛浩然的关系，高孟吉、徐学章等人都跟他成了朋友。后来，解放后，赵继义还娶了徐学章的妹妹，成了徐的妹夫。本来，赵继义也答应跟薛浩然他们一起去，但他家老人生病，走不成；高孟吉这时候还在陕南商县的山沟沟里钻着，也走不了。因为薛浩然执意要走，哪怕一个人都要行动，吕出最终决定跟他一起走。当然，同行的还有个师世德。师世德给他们俩一人弄了张身份证。
薛浩然当时的心思，是去了解放区，就不再回来。这从他变卖所有东西，买了一只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上就能看出来；有过解放区经历的吕出，看上去显得更成熟一些。他只是把他的被褥搬到徐学章家，让徐学章母亲帮忙拆洗，这等于给了徐学章替他打马虎眼的一个由头。三人动身，都做了些乔装打扮。薛浩然穿了件长袍，扮作小学老师这类人；吕出穿了件半旧的中山装，看起来像个学生。为了出门方便，薛浩然还特意带上了绥署二处的特工证件。
徐学章、李福泳、赵继义等人把薛浩然、吕出和师世德三人送上了火车。临分手，徐学章塞给薛浩然一张小纸条。火车开动后，薛、吕二人展开纸条看，上面写的是这样一行字：“不要忘了这里的干柴。”
那时候回韩城，火车只能坐到华阴庙。三人下车后，又雇了一辆轿车——不是现在的小汽车，而是马拉的轿车。马车一路小跑到了合阳，就到了国共对峙的地方。两边都有检查站，雷庄这边，是国民党的检查站。穿军装、穿便衣的都有，长枪短枪也都有。一行三人没带什么违禁品，又都有身份证，所以，薛浩然连绥署二处的证件都没往外掏；过了雷镇的检查站，就要上个大坡。走上十里八里，坡上面的地盘就是方镇，共产党的地盘了。在这边的检查站，薛浩然他们遇到了一个姓石的干部，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叫石启明。薛浩然也没什么经验，一见是共产党的，就把自己的情况合盘托出，包括高孟吉让他找韩城保安科的沟北村人高步林之类的话都说了。但是，到了韩城县城，石同志没带他们找高步林，却把他们领到了北关狮子巷，见了晋绥公安总局韩城情报站的秦波与关克。原来，石启明是晋绥公安总局的人。
说到晋绥公安总局，有必要先交待一下“晋绥”。“晋”，山西；“绥”呢？指当时塞北四省之一的绥远省。绥远省的首府是归绥，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绥远全省辖境相当于如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的海勃湾区，海南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大部分地区，而且包括现在河北省大部分及北京市三环以外的全部地区。1937年10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1938年8月，120师派出李井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大青山支队以大青山为依托，开辟出了绥西、绥南和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渐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构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1940年，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军区，主要领导人还是贺龙、关向应；1942年，中央为了加强对这一根据地的领导，撤消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西北军区也变成了晋绥军区。前些年，老百姓都对一首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歌耳熟能详，“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华国锋本名苏铸，17岁投身抗日时改名，取意“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华国锋当时就在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交城县当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文革后期，受毛泽东之命为贺龙平反翻案的，就是华国锋。
当年，晋绥分局成立之后，就有了晋绥公安总局。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的谭政文，就是晋绥公安总局的第一任局长。文革初期，有个著名的血统论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出这句口号的，就是谭政文的儿子谭力夫。后来，谭力夫改名谭斌，从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任上退休。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延安的一些犯人转移到了晋绥的首府兴县，其中有个名人叫王实味。中社部给王实味的甄别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中社部往山西转移时，也把他带上。说是犯人，但对他看得一点也不严，他经常掉队走在后面。要想跑，他早跑了。但到了兴县，交给晋绥公安总局，这边可就完全把他当犯人了，看押得很严。兴县当时安全环境并不好，敌军就在附近，县城也有国民党特务活动。这边，王实味又在反复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于是，有人建议，把他干掉了事。1947年7月1日，国民党飞机又一次轰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的预审科也被炸，看守所必须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处死。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事儿后，大发雷霆，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把中社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李克农骂了不止一回。其实，当时的社会部长是康生，他就在晋绥搞土改，他那极左的一套正把晋绥闹得鸡犬不宁。而李克农压根不知道处决王实味这事儿，但他从来没有解释过。
1946年，谭政文多了两个副手，陈养山和李甫山。1948年6月，谭政文调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陈养山继任晋绥公安总局的局长。陈养山可是共产党老资格的情报人员。1928年到1933年，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二科搞“特务”工作。国民党在南京成立调查科之初，选中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但是，这个鲍君甫却尽给共产党办实事儿。特科营救任弼时，帮忙往租界巡捕房送钱的，是鲍君甫；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手抄文件落入法国人之手。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人找来一位“鉴别专家”，而这位“专家”居然就是特科的刘鼎。刘鼎把文件悄悄取回，换上不涉政治的书籍。结果，关向应平安出狱。导演这部系列剧的人，又是鲍君甫，因为法国人信任的就是他。那么，鲍君甫为什么给共产党办事儿这么给力？因为他和陈养山是铁哥们儿。陈养山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但“中央特科”这样一个概念，他也是若干年之后才知道的。
1948年9月，中共西北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情报工作指示》即著名的《申鱼指示》，其中提出：
为了有力地配合西北战场进攻的胜利形势，加强革命的情报工作已成为目前十分迫切与重要的任务。因此，全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重视这一工作。由于我胜敌败及由此而产生敌内部的分化与动摇，以及蒋管区我广大情报工作已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全党动员起来，为战胜敌人建立情报工作而斗争！
晋绥的地盘与韩城就隔着一条黄河，陈养山又是个搞情报的老手，于是，晋绥公安总局于1948年8月中旬组建了西安情报工作站，对外的名义是“陕晋联司联络处”，也叫“晋南军工采购处”。
……
展开
——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评论家 成曾樾
★扎实的采访和查证是为了创作打基础的。而更可贵的是，胡杰在采访中能够有意识地关注那些有着特殊寓意或特殊指向的细节。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名作家 张策
★以局内人的视角看，谍战只有真相，没有传奇。《中国西部秘密战》就是把专业读者才会看的真相，用最通俗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普通读者看得下去。
——陕甘宁边区公安史专家 徐小宁
★淡淡的诙谐，不易察觉的智慧，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及秦地文化的韵味，口语化的笔法，不惊不诧，娓娓道来，让我们不但了解了那段历史，同时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和一种人生命运的咀嚼，令人屡生感慨。
——旅美作家 李岩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