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人文评论2016》：
四、健康的哲学叙事与哲学修辞
布拉克斯特在《健康是什么》-书中指出：健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真实地存在，尽管它的因果谱系即相关性还需要继续探寻，似乎都不曾离开客观性和对象化的语境。其实，健康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外在的世界，而是由人类的生命认知所建构的。
在这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语义学方法的介入是哲学思辨的前提。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就是通过对概念的正反推敲，以抵达“道可道，非常道”的规律透析。人们常常通过哲学叙事来揭示人类的生存本质。通过推动健康研究从多元研究到多阶研究，对“健康”进行观念史、思想史研究及本体论探究，从而可从各个角度深刻的认识健康相关问题。
1．哲学隐喻的古老启示
古老的哲学修辞方式是哲学叙事，其特征是故事创造隐喻。很显然，隐喻不是科学论证，而是透过对哲学隐喻的阐释进一步揭示健康演进中的不等式特征，找寻健康认知中的有限与无限、可知与不可知、可控与不可控的价值张力。
（1）健康中的“洞穴盲点”：洞穴盲点是柏拉图的经典隐喻。一群囚徒被困在洞穴里，身后有舞者在表演，囚徒通过火光映在洞壁上的光影来观摩表演。然而，他们无法直视真正的表演，映入眼帘的只是光影，然而，光影投射的表演并不是真正的表演。这个隐喻警示人类，即使在生命研究的现场，也无法获得完全、真实及精细的健康图景。
（2）疾病中的“膏肓之谜”：“膏肓之谜”是中国先哲奉献的哲学隐喻。“膏肓”不是具象空间，而是绝对空间。人格化的疾病（小鬼）躲在膏肓之间，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医学无论如何进步，也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和全善，人类不仅无法包治百病，也无法阻断衰老与死亡的进程。因此，人类是难以企及无病无痛、不老不死的健康境界的。
（3）保健中的“芝诺悖论”：“芝诺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在芝诺眼里，飞毛腿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这看似笑话，实则可证。对于绝对健康的境遇，人类只能无限逼近，却无法最终抵达。
（4）生命中的“醉汉平衡”：醉汉的脚步总是跌跌撞撞，却踉跄而不倒。有的武林高手由此而生了。在动态周旋中似醉非醉的“醉拳”既能让自己不倒，还能打倒对方。其中看似随机、偶然，实则蕴含着必然。在生活中，漂浮性和随机性主宰着我们的健康。在医学检查中，人们可能遭遇假阳性和假阴性，看似不确定，实际上这是混沌中的秩序。在生命研究中，混沌模型（chaos model）及湍流模型（turbulent model）都是最富有挑战的复杂系统。
2．健康的现实境遇与管理张力
毫无疑问，在“健康中国”工程的推进过程中，对个体健康需要管理，对群体健康需要治理，而对于国民性，如贫愚弱私和不良卫生习俗等，则需要移风易俗的倡导以及国家法律与公权力来规训。这些使命的达成也需要哲学沉思，从而获得一份“独上高楼”的境界和“左右逢源”的张力。
（1）宿命与诱惑：如何对待健与康、病与药，也是我们对待痛苦、死亡和医疗的基本态度。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没有充分解释生命的偶然性以及疾苦、衰老和死亡的必然性。在人类的旅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生存风险，人不可必免地会经历病、痛、老、死。人的生命还有很强的偶然性，疾病无常，痛苦无常，生死无常。人们总是奢望自己不会经历病痛，但这是不可能的。
在健康的信念中，一半是希望，另一半是奢望。我们要托起和满足生命中的希望，而要抛弃奢望，因为奢望是无法满足的。但人们常常无法分辨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奢望，有时也把奢望当作希望。这折射出了一个时期人们对待生命本质的认知，以及对金钱和享乐的态度，对医疗或养老保障水准的期许与心理落差，以及其他矛盾。
对宿命与诱惑的思考也催生了健康的现代性反思。健康知识越普及，老百姓的误解就越多，社会对健康就越感到焦虑，对医疗安全就越感到恐惧。现代医疗屡创奇迹，却在死亡面前遭遇无力与无奈。即使是高技术手段，也无法阻挡死神的脚步，只会让濒死的痛苦延长。此外，高技术越普及，卫生费用支出及家庭的负担就越沉重，因病返贫的落差就越惨烈。2014年，美国发布了《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健康状态：寿命更短，健康状态更差》的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通过与其他高收入国家寿命、各年龄段健康状态及常见病发病率等多方面的比较，发现相对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美国人的寿命更短，健康状态更差，健康开支更多。该报告从公共卫生体系、个人行为习惯、社会因素、客观环境、政策和社会价值等方面检讨了原因。同时分析指出：过分迷信市场因素，单一依赖高科技，造成道德失范，也是重要因素[16]。
（2）自由与规训：福柯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强化规训的历史，但是“规训”似乎没有好名声，甚至被污名化。在一般人的眼里，“规训”就是无所不在的监视或监控的摄像头，就是限制人的个体选择。在自由民主语境中健康的基本诉求是“我的健康我做主”：我的死亡我做主。因此，对健康的管理与规训都必须有充分的正当性和人性介入，必须以尊重人的健康，呵护人的生命为价值归依，才能获得社会与国民的普遍认同。
在近代中国，健康活动有梁启超的“新民说”启蒙，晏阳初在河北正定推行的平民教育，梁澈溟在山东邹平尝试的乡村政治改良实验，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些活动具有多重效应，从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角度看，可以重塑国家、民族和国民的形象，采用让群众踊跃参与的运动方式实现公共卫生治理，实现政权稳定、政治认同、民族归属和国民凝聚。其动员的手段大多为军政模式（以正义与战争的名义，或以反抗外族入侵的名义）和训政模式（以革命和国家意志的名义），参杂部分宪政手法（以民权、法律和公众健康权的名义），如以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条例为由的社区与个体强制隔离，对个体活动自由进行短暂的限制。
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洗礼与反思后，人们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中流行着一种“市场一个入主义”哲学[18]。这种哲学思维主导着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常常把疫情发病因素锁定为个人的不良陋习，如随地吐痰或不接受隔离等，将慢性病主要归咎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和运动不足等，从而弱化了国家与社会在疾病预防及公共卫生方面的责任，助长了自寻医疗和自保健康的社会意识。
在西方，同样面临着健康管理、规训与个体自由和民主的抵牾，因而不能以个体自由的名义来取消或削弱健康管理及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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