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稳定合理的供给体系对维持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产业的生产能力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进入21世纪，众多传统行业相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去产能”行动，但在部分行业中收效欠佳。产能利用率和产能过剩程度的合理估计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改善资源配置水平的前提条件，因此开展与产能利用率相关的理论分析和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章内容的安排如下：1.1节介绍本书开展产能利用率相关研究的背景和意义；1.2节对国内外开展产能与产能利用率监测的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和总结；1.3节介绍本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
1.1 产能利用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以较高的年均增长率增长。2010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经济的增速依然处于10.6%的高位，且第二季度以来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出现了逐渐放缓的态势，2016～2018年中国GDP增速持续低于7%，具体如图1.1所示。
图1.12008～2018年中国GDP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我国经济依旧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方面，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主要表现为：①全球范围内投资热点的贫乏和贸易紧张局势带来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贸投资预期受抑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总体放缓，全球继续维持低速发展；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与应用第1章导论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不断挑起的贸易争端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阻碍国际贸易发展和经济复苏，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张运成，2018)；③尽管中国全球出口份额相对稳定，但由于全球外需放缓，以及美国对中国关税的影响，全球贸易壁垒显著上升，中国出口可能面临放缓的风险；④在中美贸易方面，尽管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美国对我国的遏制战略和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化形势不可避免，并将持续干扰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⑤当前全球政治问题经济化趋势明显，时值英国脱欧和美国新一轮大选之年，全球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美国对华政策成为各方焦点，为我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国内方面，受内外环境共同影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持续显现，依旧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①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周跃辉，2018)；②在国内经济增长趋缓和国际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国内消费者信心不足，家庭储蓄意愿强烈，社会总投资增速回落，内需仍然疲软(陈彦斌和王兆瑞，2019)；③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涉及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历了概念和理论的传播、躬行探索和方案的设计与攻坚阶段之后，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仍需大力推进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④2016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进入“6”时代，近期工业生产者生产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保持“CPI高位+PPI为负”的模式，反映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状；⑤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同时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国内的固有矛盾叠加，对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经济安全在我国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提高经济竞争力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瞄准了这个时机，期望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此时制订的经济转型升级计划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长远利益。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根本变化。本质上，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是国家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是资源配置的制度模式和具体形式，主要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形式。经济体制转型的目的在于从制度层面引导中国经济的创新。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供需结构、区域布局等。经济结构转型的目的在于从内在动力层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可概括为六个方面：①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保持合理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重要。按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人均收入3996～12375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要继续保持发展动力、持续维护社会稳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②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的发展不仅源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也是不断革新的技术、逐步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及愈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以速度优先，忽视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形成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症结。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是新时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显著特点。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经济新常态时代，我国经济由速度优先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实现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和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目标。④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用发展的思路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生态，在生态保护中推动发展，在发展经济中提升环境质量。⑤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主要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生产、社会消费休戚相关，其合理程度对投资消费具有直接影响。国民消费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尤其在当前经济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进一步提升内需、推动经济增长。⑥推进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孕育兴起，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带来新机遇。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原有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过程中，探寻培育新的增长点，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推动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才能使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强大。
历史和经验表明，中国历次经济的成功转型都离不开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因势利导、维持宏观环境，起到顶层设计的作用，只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才能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在当前严峻的内外形势下，我国政府要采取更加丰富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保证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必须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王志军，2020)。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保障了就业。近年来，我国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外部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内部面临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双重压力。与此同时，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成为社会经济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在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制造业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和破解当前面临难题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使得长期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不仅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呈下降趋势，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也持续低迷。制造业PMI是反映制造业订单、产量、价格、雇员、库存、进出口等多方面情况的综合性经济先行指标，具有高度的时效性，已成为全球制造业运行情况的重要评价指标。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发布的数据，2018～2019年我国PMI波动幅度较大，2019年PMI整体水平低于2018年，除2019年末出现了触底反弹，其余月份均保持在荣枯线以下。PMI同比增长率在两年间仅有4个月为正增长，且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出现连续17个月的负同比增长。各种迹象均表明，两年间制造业企业对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预期不容乐观，详细数据趋势如图1.2所示。
图1.2 2018～2019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高质量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一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加剧。近年来，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纷纷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的前瞻布局，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美国相继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者的战略》，制订了聚焦发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科技和5G技术等先进技术的战略计划(李丹，2013；赵正国，2019)。德国继工业4.0战略之后，进一步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涉及领域不仅有前沿科技，还有成熟的传统高端制造业。日本、韩国等国也相继出台了制造业发展战略，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制定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同时，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将低要素成本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分工格局明显变化、产业链转移。二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不足，“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严重影响我国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协同创新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产学研有待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不甚理想，使得新技术新产品难以产业化。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升，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发、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偏低等问题较为突出。三是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加速。过去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多以投资驱动，导致很多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这足以说明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未来我国制造业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利用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高端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走高而传统制造业一路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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