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是小说家野莽首次将以第一人称创作的中篇小说结辑出版的优质选本。他的作品既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也有对人性的复杂认识，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如中篇小说《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以轻松幽默的语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凭真才实学考上某重点大学，但被单位领导以“缺乏人才”为由卡住不放，他只好选择不告而别、弃职入学，但因人事档案、户口、粮油关系等被扣在原单位，导致作者在校期间倍受艰辛，最后作者以真诚感动单位领导，双方握手言欢，人事档案等才得以放行。这个温暖故事给人带来的广泛思考是世界需要理解，人际需要沟通，只要真诚善良，任何尖锐的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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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写的这个故事，是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之一，我曾经口头对人讲述过多次，而在我的小说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湘人聂夫子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小说，写一篇关于警察的小说，聂夫子是文坛包工队的包头儿，国内经常都有一些异军突起的文学杂志请他组稿，他要我干的活儿我不能不干，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一个警察呢？我想啊想，想起来了，我问户籍警察行吗？他说怎么不行，户籍警察也是警察；我又问女警察行吗？他说怎么不行，女警察比男警察更值得一写。这一下正中了我的下怀，我撂下电话就来打开电脑，我的这个故事里正好有一个女户警。下面就让我从头慢慢写来，大家别急。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的一位洪湖市文化局的朋友，来函邀请我到当年韩英和刘闯建立赤卫队的地方，给他手下的业余作者们讲一讲创作。当时我是乌山县文化局的创作辅导干部，邀请函是通过我们的文化局局长转给我的，我的洪湖朋友很懂得领导们的心理，尤其是地方上的领导们，他把邀请函一共打印了两份，一份寄给我们的局长，一份寄给我。我们的局长果然中了他的奸计，当即就兴高采烈地批准了我。

我们的局长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毕竟是自己这个局的人去给人家那个局的人讲课，而不是人家那个局的人给自己这个局的人讲课，这说明自己这个局的人比人家那个局的人厉害，进而自己这个局比人家那个局厉害，再进而自己这个局长也比人家那个局长厉害，如果事情是反过来的，他就绝对不会那么兴高采烈了。所以我刚接到邀请函，就看见他手里也捏着另一份邀请函向我走来，吩咐我道，去吧去吧，代表我们好好讲吧。

从地图上看，乌山县城到洪湖市有两条公路可以行走，一条是通过邻省的平安镇，一条是通过本省的双乌沟市，我选择的是后面一条。双乌沟市是一个比县城大而又比省城小的山城，它的名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上古时代曾经有两只乌鸦从遥远的森林飞到这里，都想占沟为王，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毛飞眼瞎，最后双双落入一条河沟，意思有些像鹬蚌相争这个寓言，只不过是此地没有得利的渔人，再说乌鸦的肉也没什么吃头；另一种解释是双乌又作双五，二五正好得十，是说这里本来由十条沟组成，沟与沟之间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山地，穿皮鞋走路往往崴脚，不过现在早已经旧貌换颜，年轻人穿拖鞋都能走了。

以上两种解释各有道理，我们就不必过多地考证，知道它怎么成了一座城市就行了。成因大抵是这样的，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要建一个汽车制造厂，基地选在哪里都不合适，害怕美帝国主义丢原子弹，后来还是林彪聪明，提出把厂子建在这里，原子弹丢过来被大山挡住了，要炸也顶多损失一个局部，毛主席想了想同意了，符合他老人家要准备打仗的原则。这样一来，工人多了，家属也跟着多了，厂房多了，家属楼也跟着多了，同时又多了一些为工人和家属以及南来北往的人服务的商业、文化、教育、交通、餐饮、旅居等等方面的房子，于是农村就渐渐变成了城市。

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源起和它的发展史，因此城市人千万不要瞧不起农村人，城市人的祖先都是农村人，而农村人的祖先又是山顶洞人，就是那些光着屁股到处找东西吃的直立动物。

这座山城是管辖附近六县的市委所在地。当我乘坐长途汽车赶到双乌沟市车站，准备转火车到省城，再转汽车到洪湖赤卫队的所在地时，我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衣的两襟在黄昏的车站外迎风飘扬，给人一种风吹战旗的感觉，穿风衣的人头发也向一个方向飘着，好像大海里被波涛鼓动的海藻。我认出穿米黄色风衣的是我们这一带最有影响的诗人，他的名字叫柳南风，爱情诗写得非常棒，谁看了非流着眼泪爱上作者，尤其是十八至二十四岁的喜欢做梦的女孩儿。柳南风诗人的两眼轱辘打转，在出站的乘客中搜索目标，我就走过去，笑着打了声招呼道，南风兄，你怎么迎着北风站在这里，是不是特地来接我的？

我说的本来是个开玩笑的话，万没料到他却一把抓住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来接你的，或者说是来截你的！

我仍然笑着问道，为什么要截我？我又不是在逃的案犯。

他一下严肃了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市昨天正式成立了文联，准备创办一份杂志，今早打电话要借调你，才听说你今天去洪湖给人讲课，可能会路过双乌沟市，高山吼主席派我在这里把你截住，不要去讲课了，晚上给你安排个地方住下，明天就到文联上班，让我们共同来举起这面文学的大旗吧。

我一听他认真，就也认了真说，不行，我已答应好了要去洪湖，不去我的朋友就会生我气。

他说，情况紧急，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已经给你朋友打了电话，请他给予理解和支持。说完他一手抓了我的行李，一手抓了我的胳膊就走。

就这样，我被留在双乌沟市文联上起班来。柳南风诗人给我看了文联给他下的委任书，是即将创办的杂志编辑部主任，这个意思是我归他管，于是他把我带到水淹县一家印刷厂里，两个人住在一个破木板楼上办起了杂志，这里就成了我们的临时编辑部。破楼房门窗漏缝，寒天冷冬的，屋外的风呜呜叫地往屋里面灌，冻得我俩的身子缩成两团，把鞋子脱了偎进被子里，靠在床上修改作者的稿子，手冻疼了就放在嘴上呵口热气。同时我俩自己也写，杂志里缺什么写什么，化个名字署在作品上，弄好一篇就让印厂的排字女工上来取走，我俩接着又改又写。

双乌沟文联明里说是借调，暗里却由一位名叫龙刚柔的副主席坐车到我们县，正式办理我的关系。我们的局长一听龙刚柔副主席的来意，坚决要把我卡住不放，他情愿我被人家请去讲课，却不情愿我被人家调走工作，因为请去以后还会回来，还由他管，而调走以后就回不来，就不由他管了，尤其是被上级单位调走，将来如果成了他的上级怎么办呢？他要一辈子管我，我死以后管我的儿子，儿子死了管我的孙子呢。但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一个和大寨陈永贵一样名字的老干部却胸怀宽广，特别愿意向上面输送有用的人才，恨不得联合国来人把我调去才好。

我的档案关系和粮油户口很快就转到双乌沟市，一夜之间，我就变成这个市的人了。

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档案户口之类的东西可能还知道那么一点，但对粮啊油啊什么的玩意儿可能就不知道了。那时候毛主席才去世八年，“四人帮”也才粉碎八年，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在国家的粮食还不十分充足的前提下，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粮，还分粗粮细粮，细粮是大米白面，粗粮是玉米高粱以及豆类。油也每人每月只有四两，分为菜油或者香油。工人是体力劳动者，粮食要多几斤，农民自己种自己吃，吃多少国家不管，军人保卫祖国，供给制吃饱算数。学生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要长身体要奔向未来，每月有三十三斤粮，半斤油，都在一个粮油本儿上记着。无论是工农还是商学兵，出外办事还得取成粮票和油票，粮票和油票又分全国的和各省各市的，全国通用粮票可以吃遍全国，省市地方粮票就只能在本地使用。下馆子光给钱还不行，还得给全国或者省市粮票。我当时是个快乐的单身汉，粮油户口无处可落，就只好落在文联的集体户口上，是单独的一页纸，硬轴轴的，像一张读书卡片。

这就为我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谁也不会想到，这页硬轴轴的纸很快会给我带来如此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灾难，差点儿影响了我的命运，阻碍了我在前进路上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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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再写我是怎么考上大学的，不写这个后面的故事无法展开。

也就是在第二年春天，我和柳南风诗人在水淹县吃苦耐劳编辑的杂志，第一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随着这本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同时也涌现出了无穷无尽的矛盾和斗争，具体说来复杂透顶，总而言之是争权夺利。先是联络部主任古春秋跟编辑部主任柳南风打了起来，接着古春秋跟文联主席高山吼又打了起来，再接着办公室主任林子祥跟副主席龙刚柔也打了起来，又接着古春秋跟林子祥又打了起来，最后，不知怎么高山吼跟龙刚柔也打了起来。同志们各自为阵地打着，互相交叉地打着，一会儿团结过去的同志打击目前的敌人，一会儿又联合目前的敌人打击过去的朋友。

刚刚成立的文联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我的年龄最小，又是新来的一名成员，这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在他们互相进攻和防守的时候，各自都希望我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我没有能力化解这场矛盾，也不适应这样的斗争生活，心里直后悔不该到这里来，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一天到晚都想找个机会逃走才好。

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筹备建立三峡省，据说省会定在宜昌，那边文联有我的好朋友，来信想要我过去入伙，这事成了我的候选节目，如果不是省作协及时地开会通知我去参加，很可能我就去了那边。去省作协开会的时候，我偶尔在湖滨饭店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武汉大学将要进行教育改革，破格招生，凡是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多少万字以上作品的青年作家，不管过去上了几年学，考试通过可以插入本校中文系三年级，两年后毕业就是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其他的系也是这样，有发明创造的可以考物理系，有法学论文的可以考法律系，有翻译著作的可以考外文系。文章里说这位离经叛道的校长名叫刘道玉，原本是高教部的一名官员，共青团的书记和武汉市的市长都不愿当却要当武汉大学校长，立志要在这块教育阵地干出几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我看到这篇文章心里有点儿高兴，脑子里咕噜冒出了一句古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什么的。我把那个“降”字改成“选”字，于是身子抖擞了一下，回去整理出一堆自己过去发表的作品，就给武汉大学报名处寄去了。

当时我是喜昏了头，顾头不顾尾，忘了看招生简章上的最后一条，就是报名时应交三块五角钱的报名费，我一分钱都没有交，评审委员会看到我的作品以后，通知我马上补交。后来我才弄清这事的内幕，评审委员会是由中文系五位资深教授组成的，其中有两位是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一位是博导陈美兰，一位是硕导於可训，陈美兰教授好像还是副组长。他们看过我的作品之后，心里已经在打我的米了，於可训怕我稀里糊涂又误了交钱，在学校发我通知的同时他替我把钱交了。三个月后我接到面试的通知，临时抱佛脚地看了几天《古代汉语》和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就坐火车出发去参加面试，到校后听说全国报名的有一千九百多人，取得考试资格的有两百多人，但这次只录取十五至二十人。

上面发生的这一切，我所在的市文联都不知道，主席高山吼和奉命在车站截我的诗人柳南风，一边和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一边努力地办着杂志。高山吼主席每天夜里做梦，梦见杂志第一期发行了一百万份，第二期三百万，第三期五百万，然后势如破竹，逐月递增，迅速地覆盖国内，席卷全球，把美国的《读者文摘》都打了个落花流水。赚的钱哗哗地飞进屋里，用它先盖了一座五角大楼，做办公和接见外宾用，接着又一人盖了一栋别墅，前面一个花园后面一个花园，跟当年的铁托总统一样。梦到这里一下笑醒了，看见地上白花花的一片，却不是银子，而是床前的明月光。

我参加报考的事之所以对他们守口如瓶，并不是我欺君罔上，目无组织，原因乃是我对这事实在没有太大的把握，担心到时候闹个笑话，事情一旦传开，这个也叫我野大学生，那个也叫我野大学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般都是这个德行，他们对一切事物不看内在价值，只看外表形式，狗从哪里偷来一块金牌挂在脖子上，他们就认为它是冠军，一只苍鹰中了暗箭倒在地上呻吟，他们会说它叫得还不如母鸡好听！这和封闭地区人民的文化程度有关，在这个自古都有乌鸦争王的地方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的，想瞒也瞒不住，我是在“文革”中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整整被人家教育了十年，基本上被教育得和他们一样没什么文化了。

现在突然要上大学，并且是名牌大学，还不读一年级，也不读二年级，直接就读三年级，虽然有几十万字的作品给我壮胆，有陈美兰和於可训两位老师给我撑腰，我心里仍然底气不足。考完后我给陈美兰教授写了一封信，无非是打探一下虚实，陈美兰教授给我回信说，请相信我们的公正。我把这句话琢磨了不下一万遍，最终也没得出结论。接着我又请方方悄悄地去帮我打探一下，有我的名字就告诉我一声，没有我就索性不指望了。方方是武大前些届的毕业生，跟她的老师们关系甚好，她很快就帮我打探到了，说是不仅有我，而且我还是名列前茅的种子选手，马上就要寄通知书了，赶快打点行李准备盘缠吧！不过她要我不要对别人说，防止老师知道了说她是个打入内部的奸细。

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可以正式对组织上说我报考的事了，我为方方和我自己保密，绝口不说我已被录取的话，只说可能会被录取。然而我连这话也不该说，到底是乌山的人，忠厚老实之至，要是我有林彪那样的城府，那么阴险和隐蔽就好了，平时按兵不动到时突然下手，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偷偷带走我的档案，转走我的户口，那样不是很利索吗？粮油关系是随着户口走的，那时候文联办公室的铁柜钥匙我们一人一把，谁也不会提防着我，我是他们派人拦路劫抢弄来的人才啊！可是我居然正正派派地说了，我这一说事情就搞坏了。

文联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我的去留问题，主席高山吼惴惴不安，诗人柳南风闷闷不乐，副主席龙刚柔默默不语，我知道他们都试图感化我，用一种比较符合人性的方式把我留住，而其他几个次要人物，譬如办公室主任林子祥，小办事员李苦娃之类，这几个既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远见卓识的蠢家伙却义愤填膺，大骂我是叛徒，二万五千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就叛变了革命，以后怎么到达陕北？五角大楼和花园别墅还盖不盖了？研究结果是坚决要把我堵住，就像那次在车站出口处把我堵住一样。

我觉得我这一生很惨，处处都有人要堵住我，“文革堵了整整十年，它要是不堵住我恐怕我目前早已是博士后，早已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怎么会落得人过三十才上大学的下场呢？世上的所有事情大抵都是如此，由简单到复杂，又由复杂到简单，矛盾就是这样被激化的，性质就是这样被转变的，应该说是他们的愤怒激起了我的愤怒，他们的决心促成了我的决心，我一看光明磊落吃不开了，就去学当年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在高山吼主席面前苦苦哀求，一边做好自己去派出所取走户口的打算。现在总算好了，自从心里起了这个邪念，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手握大权牢牢捏着我一生命运的人物，文坛包工头儿聂夫子兄要我写的一个女户籍警察，马上就要出来跟大家见面了。

罪　孽 ／ 1

感　应 ／ 29

立碑记 ／ 52

祭　燕 ／ 83

135 ／ 红　米

164 ／ 黑松林

197 ／ 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

225 ／ 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