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二冬（1957—2006），安徽省宿州人，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袁行霈先生治中古文学。代表作《登科记考补正》、《韩孟派诗传》、《中国诗学通论》（合著）、《陶渊明集译注》等。

开拓与新变是中唐诗歌的主要创作趋向。本书立足于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唐诗人在面临“极盛难继”的困境中所作的诗歌艺术开拓与创新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总结。本书还深入分析了宗教对中唐诗人的思想和诗歌艺术产生的深刻影响。

白居易、元稹、李绅、刘禹锡、王建、李贺等人，都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又都是以诗歌创新而著称的。元、白、李绅的新乐府，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李贺的古乐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格。元白等大量创作齐梁调的诗歌，主要是在后期，即仕途顺利、生活满足、精神闲适的情况下创作的。与他们的前期诗歌相比较，尽管这些诗在思想内容上是大大地削弱了，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却大大地加强了。这是他们一生创作道路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作为年轻的诗人李贺，在学习传统诗歌技法的过程中，模仿齐梁之作似乎是不可少的一步，只不过他比别人学得更多、更像而已。而且这对于形成他那种浓重绮丽、怨郁凄艳、神奇瑰怪的总体艺术风格，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齐梁诗风在中唐时期复兴的这一文学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既有理论的倡导，也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创作。尽管这种诗风在中唐尚未形成主导的诗风，然而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首先，齐梁诗歌为中唐诗歌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途径。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齐梁间，经过一大批诗人的不断探索与创作实践，不仅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而且在遣词用句以及在意境、构思诸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炼。当然，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和回忌声病的种种限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所谓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在梁简文帝萧纲以及徐、庾父子等人的倡导、推激下，宫体诗的浮靡艳丽更使得这一新的诗体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如果说这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这罪过并不在新诗体本身，而应归罪于那些少数的、把它引入歧途的诗人。文学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永明体的产生及当时大批优秀诗人的创作实践，不仅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而且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一新的尝试是成功的。

盛唐过后的诗歌应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唐诗人面临的艰巨任务。要求超越盛唐、摆脱李、杜的呼声（如白居易《与元九书》、孟郊《吊卢殷》等），已成为当时诗歌发展的趋势。当时不同的流派及众多进步的诗人，都十分自觉地走上了创新的道路。尽管他们的创新道路和方法不同，成就高低不一，但共同追求创新的趋势却是一致的。如前所述，刻意追求诗歌艺术形式的新变，是齐梁与中唐这两个时期所共有的特征。而齐梁时期的诗歌创新及其后来的成功，对中唐诗人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因此，中唐时期出现大量模仿齐梁之作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客观地讲，大历前期诗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及自身生活的感受，他们的诗歌创作，已不自觉地在透过盛唐而向齐梁回归。这一点已为当时及后世的诗论家所指出。尽管他们为此而遭到了诗论家们的批评指责，但他们已为齐梁诗风的复兴，作了客观上的准备。大历后期至贞元初，在皎然大力倡导齐梁诗风的理论指导下，权德舆等人又进一步做了大胆的尝试，从而使齐梁诗风在中唐得以真正地复兴。但这种复兴，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要求超越盛唐的理念支配下，在创新探索之中进一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自觉追求。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更是中唐时期积极的诗歌创新者，他们前期的新乐府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创新；而他们后期有意模仿齐梁诗调，加强了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表现力，这与前期相比，恰好是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功利主义”和“唯美主义”在元白诗的前后期中对比如此鲜明，这除了与他们的地位、生活及思想意识所发生的变化有关以外，也恰恰说明了他们那种积极创新与大胆探索的胆识与魄力。中唐宫词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也是与借鉴齐梁宫体诗的艺术技巧密不可分。至于李贺，则是在学习模仿齐梁诗歌的同时，又熔铸了屈骚精神及自身的生活感受，从而不为齐梁所囿，创造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格。

其次，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兴，对后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齐梁诗风在中唐时期的复兴，还只是处在探索、尝试的阶段，是中唐诗变过程中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尚未成为诗坛的主导倾向。但在它的影响下，到了晚唐五代，随着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倾向亦渐趋明朗，并成为诗歌发展的主导倾向。

晚唐时期，直接模仿或带有齐梁诗风的作品是为数不少的，著名的诗人中，如李商隐的《齐宫词》、《齐梁晴云》、《效徐陵体赠更衣》；赵嘏的《昔昔盐二十首》；皮日休的《寄天台国清寺齐梁体》、《奉和鲁望齐梁怨别次韵》、《奉和鲁望晓起回文》、《奉酬鲁望夏月四声四首》、《苦雨中又作四声诗寄鲁望》、《奉和鲁望叠韵双声二韵》、《奉和鲁望叠韵吴宫词二首》；陆龟蒙的《夏日闲居作四声诗寄袭美》、《奉酬袭美苦雨四声重寄三十二句》、《回文》、《叠韵山中吟》、《双声溪上思》、《叠韵吴宫词二首》、《齐梁怨别》；贯休的《陈宫词》、《拟齐梁酬所知见赠二首》、《闲居拟齐梁四首》、《拟齐梁寄冯使君三首》等等。皮日休在《正乐府序》中也说：“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皮子文薮》卷10）。可见当时诗坛状况之一斑。我们从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见《全唐诗》卷523）的诗句中，也可以想见当时与南朝相类似的社会风气。

以上所举，还只是重在声律对偶、辞藻绮丽等艺术形式方面对齐梁诗歌的效仿。到了韩偓之后，诗法更加追求细腻工巧，内容也以表现女色艳情为主，实质上已成为宫体诗的继续。如韩偓的《香奁集》，罗虬的《比红儿诗一百首》，王涣的《惆怅诗十四首》等，就都是其中的代表。

这种倾向不仅影响到诗，而且对词的创作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韦庄的词就已表现出纵情淫乐、追求绮艳的风尚，而发展到了《花间集》就已完全把视野转向闺阁生活，突出描写女色与轻艳，其女性化的特征，与《玉台新咏》完全一致。我们从欧阳炯《花间集序》与徐陵《玉台新咏序》的对比中，也可以明了这一点。

提要

绪论

第一章  一个多变的时代

第一节  政治局势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第二节  道教、佛教对传统儒学的冲击

第三节  新的文艺形式

第二章  诗人的创新与分化

第一节  诗人的创新精神

第二节  众多的流派与风格

第三章  审美趣味与诗风的变化

第一节  由外拓到内敛

第二节  由天然到锻炼

第三节  由昂扬到低沉

第四节  齐梁诗风的复兴

第四章  诗思与佛性玄心的融合

第一节  宇宙与人生

第二节  心性与神思

第三节  禅玄与意境

第四节  直观与幻象

结论

附录一  中唐诗歌年表

附录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