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理论/复旦博学·MPA系列》：
泰罗对工会运动嗤之以鼻。虽然他认为工会在抵制糟糕的资方管理行为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感到工会已经过时。他指责工会采用了仇恨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抵制、使用武力或威胁、对非成员进行压迫，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谴责。这种专横的行为是彻底的非美国式的，它不会被美国人民接受。”泰罗希望通过“系统的个人化”来避免工会化倾向。在“系统的个人化”中，奖励的是个人而非职位，奖励的基础是对生产力的科学估计。不过，泰罗还是通过指出科学管理除非得到劳资双方的同意，否则不能执行，甚至指出不存在什么不能建立一个雇主雇员委员会来确定每日工作的理由，缓和了他的观点。
科学管理想达到的目标超越了对这一劳工问题的关心。泰罗协会主席哈罗·波森在表达其雄心时，希望我们会发现科学管理的哲学、原则和技术适用于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问题。波森甚至进一步断言：民主制度的生存或许取决于将生产力提高到一个足够的新程度，它将极大地消灭贫困，建立一种较强的经济安全感，并摧毁一种追随伪领导沿着暴力道路走向极权世界的冲动②。在泰罗看来，德的扩散是民主的精华，而品德需要采用科学管理的思想和技术的灌输。
在1901年离开伯利恒钢铁公司之后，泰罗退出了科学管理的技术工作，转而日益关注科学管理的推广。他的主要手段是出版物，他的讲台最初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他在19世纪80年代还在米德维尔钢铁厂时就加入了）。从1902年到1903年，泰罗写了《工厂管理》，这是一份有关科学管理进展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的重点从效率转向了科学管理的社会含义方面。这份报告在1903年提交给学会后由学会出版。1906年，他提交了《切削金属的艺术》，尽管这份报告是技术性的，但阐明了他的一项最有意义的机械发明——高速工具钢，这是他25年研究的结晶。1909年，他完成了最著名、也最引起争议的著作——《科学管理的原理》。在这《公共行政理论/复旦博学·MPA系列》中他完成了一个转换，即对科学管理的社会含义的注重排斥了对技术部分的注重。他将书提交给学会出版，但学会差不多将此书搁置了一年之久，原因是考虑到当时对科学管理存在的一些争议以及泰罗对非技术层面的强调。这样，泰罗拿回了手稿，自费出版，并将它分发给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成员。该文不久就被《美国杂志》系列连载，并由哈泼兄弟出版社于1911年出版。从另一方面讲，此书未获得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出版许可，因而也将学会中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工程师就是技术专家，另一种人认为工程师还负有社会责任）的分裂限制在了学会内。这一分歧后来逐步扩大，并最终发展到泰罗拉出一拨人马来推广科学管理。
尽管书的出版给泰罗带来了一些声望，但科学管理运动获得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则是在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于1911年举行的一次有关铁路运费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铁路方面要求提高运费，而进步运动的代表路易斯·布兰迪则认为如果铁路方面运作很有效，那么提高运费是不必要的。布兰迪对效率的关心使他与科学管理的解释者进行接触，并从中获得证词。有趣的是，看到听证会正在成为扩大科学管理声名的讲台，泰罗却不出场。相反，证词是从他的三位最著名的合作者（H.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哈林顿·艾默森）处得到的。一旦泰罗了解了听证的意义，他马上就同布兰迪密切合作。州际委员会的听证推进了公众对科学管理的技术和哲学的了解。1912年，国会发起了一项调查，以确定政府部门是否禁止科学管理技术。泰罗参加了听证，面对了众议院调查委员会成员诸多常常是带敌意的问题。这一听证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国会调查，并对科学管理技术进入联邦政府的理想性问题进行辩论，最终的结果是立法禁止进入。
1901年至1914年，泰罗参加了许多旨在推广科学管理的活动。他每年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作讲演，他还参加了将科学管理技术运用于联邦兵工厂的项目，并在家乡费城接待前来学习科学管理的人。
与此同时，科学管理实践通过商业和政府正在扩展。虽然到1910年泰罗承认没有一家工厂在整体上采用科学管理，但他估计有5万名工人在科学管理的一些形式下工作。政府方面，尤其是联邦的造船厂和兵工厂对采用科学管理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906至1908年间，旧金山附近的梅亚岛船厂成为第一个实施“科学管理”的政府工厂。1908年，马萨诸塞州的水镇兵工厂以50%的材料节省和每人产量翻一番的业绩而成为一个模范工厂。科学管理在20世纪初美国地方的进步运动中心也得到了支持，例如纽约市政研究局的一些人就是改革运动的带头人，他们不时邀请泰罗去其办公室，成为科学管理热心的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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