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史探知集》：
三集中的资本带动社会发展
货币财富的增长，促使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集中。资本集中的过程既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带动社会的转型，提高社会富庶指数。宋代经济、社会最发达的都城、江浙地区的发展模式即是显著的例证。但是在宋代，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起点均远逊于江浙的福建，其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却有较快的发展，南宋时期福建已是仅次于两浙的先进地区，宋代福建的发展不是江浙地区发展的翻版，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集中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较之两浙地区要更大。
宋代以来，称为闽商、闽贾、闽船的福建商人们的活动，开始为社会所注目，在商业界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们的活动领域，主要是海陆的贸易商业、运输业、金融业，同时，作为技艺人、僧侣、道士兼营的商业、农民的副业也不可忽视。当时他们主动地投身于这些职业，不外是由于人口过剩和耕地寡少，并受到了新的商业营利机会的激发。“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①“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②，泉州一带“朝为原宪暮陶朱”，以经商为重。并且，包括作为士大夫而发迹者的这些出身于福建的人，当向外地扩展势力时，则以牢固的地缘纽带在社会、经济上相互结合起来。
唐以前的福建，是因险恶的自然条件阻隔而孤立于中原的化外之地。唐中期以后，这种状况跃然一变，在仅仅三四百年间，福建便成了华南重要的文化、经济的先进地区。促使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于长途贩运、海外贸易的刺激和由于中原人口迁居南方而带来的文化、经济方面的开发。海上贸易的影响对于福建祐二年（1087年），宋政府在泉州设福建市舶司，南宋时期，泉州港发展为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泉州名副其实地作为南海贸易的中枢港而繁荣起来却是在南宋以后，《梦粱录》载，首都临安，如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即江浙地区出洋亦须到泉州搭船。然而，事实上唐末以来福建沿海的贸易就已经很活跃，五代闽国通过中原王朝朝贡贸易的形式发展了公私贸易。到了宋代，福建为全国海上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宋代的沿海城市，北从京东路的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南到广南东、西路的广州、琼州（今海南海口市东南），无不留下福建海商的足迹。福建海船并溯长江而上到达镇江、扬州、建康府（今南京市）等城市经商。两浙与两淮地区所需的香药、生铁、葛布、荔枝、桂圆、蔗糖、茉莉、素馨等商品，有可能主要是闽商“转海而至”。对外贸易港口众多，交通技术尤其是海运业的形式更加进步。福建的造船技术受到了高度的评价，“海舟以福建船为上”，航海技术也很先进。到高丽五、七乃至二十日，至温州、明州所需不过三数日，缩短了与市场的经济距离，形成了经常沟通分散的地方诸市场的交易形态。这样一来，以海上商业为主的长途贩运便繁荣起来了。
熙宁十年（1077年）福建的商税额约24万贯，比旧税额约13万贯有了显著增加。通常远程贸易所蓄积起来的商业财富使沿海城市和顺着内陆商路的城市富裕起来，促进了城市周边产业的发达。邵武军行商的风气相当浓厚，“家有余夫，则赉健往贾售于他州”。唐中期以后，在经济上由寺院、豪族率先进行了开发，与此同时政府也从财政方面给予积极的援助，从而使土地、产业、交通得到了显著的开拓。首先表现在农业发展上，农业多种经营以经济作物和果木种植、沿海渔业为重要，荔枝、桂圆、茶叶、白梅、乌梅、蓝淀、茉莉、素馨、蔗糖为大宗商品，茶叶、蔗糖和水果生产规模很大。建茶生产地建安一带“每岁方春，摘山之夫，十倍耕者”。《南涧甲乙稿》载：“今造茶夫云集，逮其将散，富家大室宜招集房，假之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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