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擦亮一些日子
教育的本义，绝不仅仅是教师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更不是千方百计帮助学生获得分数，而是要把自己灵魂里的东西，在不经意间传递给学生。比如，善良、宽容、接纳和鼓励；再比如，人格和品性。
被刺痛，才会有挣扎的渴望
至今，我仍然相信：一个人只有真正被刺痛，才会有挣扎的渴望。
20世纪80年代，我遇见了最简单的教育。
在中国农村最底层的村小和联中，我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并以高分考进了市里的一所重点高中。到了城里的学校，贫瘠的起始教育带给我的成长缺陷一下子显露无遗。高中的第一节英语课，老师要求我们用英语介绍自己，从前到后，依次进行。前面同学的发言不断博得老师的夸赞，还有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轮到我的时候，班里的气氛已经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同学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等着我的发言。
“Good morning．I am glad to…”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我尽可能平静地开始介绍自己。
“你这是哪国英语？跟哪个老师学的？从哪个山旮旯里贩卖出来的？”刚一开口，年轻帅气的英语老师便打断了我的发言。一连三个反问，把我的自卑一下子从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扯了出来。
我读初中的那所学校很小，只有六个班级二百多个学生，是一所“档次”最低的村办联中，学校里根本没有懂英语的老师。当时为了跟上开设英语课的热潮，一位转业军人出身的数学老师，凭着会几句俄语的优势成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这是我至今最崇拜的一位老师，他一边自学，一边以“现买现卖”的方式教我们学习英语，并让我们在做试卷、挣分数的竞争中没有落后于其他人。但英语口语，却不折不扣地成了他和我们所有同学的“死结”——我们说的英语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英语我们也不懂，我们讲的是属于我们这个学校独特的“方言英语”。在这个满是城里孩子的教室里，从踏进来的第一天，我就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卑。这节课，更是把这种感觉赤裸裸地抛在了全班同学面前。
第一次懂得了自卑，在畏缩与躲避中成绩开始下滑，但骨子里疯长的要强与倔强，让我选择了以拼体力的方式去获得分数。最终的结果是，在高三的上学期，对学习极度恐惧的我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最终没能跳出农门。曾经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到城里读书的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农村家中。
1991年春，父母托人给我找了一个在偏僻乡镇中学当l临时代课教师的工作，每月工资28．5元。虽然身份卑微、待遇微薄，但我喜欢并热爱着这份工作。但是，在讲究身份和学历的学校里，一个临时工所面临的窘迫时时会把我逼到尴尬的角落：为了方便晚自习上课，我向学校申请教工宿舍，被总务主任告知，只有正式教师才能住教工宿舍；年轻气盛的我批评了学生几句，班主任老师安慰学生说，他是个临时工，不懂教育，别和他一般见识；教学成绩全乡第一，我却得不到任何荣誉奖励，这些只能给公办教师……
1993年3月，我毅然离开了那所学校，结束了近两年的临时工生涯，到了一所学校复读。感恩我的老师，他接纳了我，并尽可能给了我单独的学习环境。在一个由废弃厕所改造成的单间宿舍里，我开始了吃住不出门的封闭复读生活。一个月后，学习的吃力和即将到来的高考让我又有了放弃的念头，并打算向老师辞别。我的老师，他只是盯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你这样放弃，对得起你曾经的那些辛苦吗？”顿时，过往的许多辛酸与屈辱瞬问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然后默默地坐在了地上。我的老师蹲下身来，和我聊了很多，大都是关于他曾经的磨难与挣扎。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别无选择。
两个月后，我顺利参加了高考。两年后，我也成了公办教师。
苏格拉底说，成功得这样
戏剧里总是这样，一个人一旦遭受磨难，总会迎来美好的未来。但接下来，我的公办教师生活却仍是一波三折。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那所乡镇中学的老师有三十多人，他们都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自己的课堂。而我则被安排到了校办工厂，每天和一群村里的老太太一起清洗从废品回收站买来的废旧编织袋。当别人在为管不了学生而牢骚满腹的时候，当那些青年教师在为课时多而愤愤不平的时候，蹲在水池边的我却只能望着近在咫尺却又相隔万里的教室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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