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学启蒙：现代社会体育运动研究》：
宗教能够通过信仰塑造明星形象。通常来说，宗教中的明星人物常出现在宗教的创立者、继承发扬者和代表性人物中。为了提升道德修养，甚至有相当多的宗教团体挖空心思设计了明星人物的等级制度，并为这一制度制定了明确的准入规则。那些愿意为自己的信仰献出生命的人，能够在这一宗教明星的等级制度中达到特别的层级——殉道者。那些坚持做善事或是带来了“奇迹”的人，在经过专门机构的同行评审之后，会得到逝后的祝福，或被晋封为圣人。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尤其是科学破除了封建愚昧，人们经历了由宗教引发的战争与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宗教明星的形象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光辉伟岸了。
与宗教领域相似，如今经济领域中的明星主义也日渐式微。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公司领导者和管理者本可被冠以明星称号，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以赚钱和满足需求为目标的明星更有可能提高企业的“股东价值”，即使在公司已经实现了较高盈利的情况下仍坚持裁员，或将工作岗位迁到海外，以进一步降低成本。而且，公司管理者与监事会心照不宣，形成一种自私的习惯，在企业兼并时沆瀣一气，损害股东利益，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公众舆论所认为的明星主义特质。因此，在全球经济扩张的竞争背景下，增加经济效益这一首要任务，往往会导致在许多领域对经济领导者的评价出现矛盾。
甚至科学也允许明星成就存在于主体间真理的抽象媒介中。例如，科学界高度重视那些帮助人们重新定义世界的基础研究人员，或是在开发新药物、技术设备或操作程序等方面取得开创性成果的实践者。因此，科学领域的明星常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发明家或理论学者。但普罗大众通常都不能充分理解所谓的科学明星，因为科学成就是十分抽象的，只有少数内行人士才能准确评估。而且，许多科学知识都无法转换成易于理解的图像语言。在以媒体为导向的社会中，一个人若是无法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成就，无法证明其“新闻价值”，就没有多少成为明星的机会。因此，科学家通常很难在其他领域获得声誉。
最后，民族社会中传统明星——军事体系及其中的暴力实施者——也惨遭巨大的声誉打击。至少是在20世纪爆发的战争冲突之后，军事明星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军事上的成就与“生命之轻”无关，而是充斥着死亡和毁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本国士兵的折损，尽量降低大众对参与非对称性战争的抵触，士兵亲临现场作战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在屏幕上按按钮，远程调度杀伤性武器和无人机作战。
人们对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军事领域的骨干精英的评价不断发生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竞技体育在20世纪就已成为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明星塑造系统。更确切地说：在功能不断细分的社会中，竞技体育是一个能够以无害的方式塑造真实存在的明星的社会领域。正是由于竞技体育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Bette，1989；Schimank，2001a），它的主要参与者对接受明星称号问心无愧。因为，他们不需要实现某种狭义上的特定社会效用，不需要为本领域的主导性媒介可能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休闲社会”的出现，体育运动塑造明星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财富不断累积，休闲预算逐步增加，技术持续突破，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加体育活动。并且，在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价值”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宗教对于来世的承诺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作为以趣味和娱乐为导向的现世生活的代表，竞技体育在塑造明星形象方面具备独特的能力，因此成了一个复杂的多行为主体构成的集合的核心。简而言之，体育明星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提升竞技体育的吸引力这一点上，他们简直就是新时代的世俗神明。在这个差异化的社会中，尽管各个社会细分领域之间存在多种结构化差异，竞技体育却能够将这些领域黏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定的利益关联网。如果人们想要结合政治、经济、科学、大众媒体和公众等社会领域去讨论竞技体育的重要性，并明确它在各个领域的相应定位，就必须将体育明星作为这个社会系统中的杰出人物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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