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三春也是秋：我的知青岁月》：
如今经过“农业学大寨”的人已然杏花落满头，挣过“大寨工”，评过“大寨工”的人也稀疏可数了。每当和当年的“插队知青”说起那段插队人生时，都感慨那沧桑岁月，岁月沧桑。那是我们那代人的一段历史，一段经历，一段人生……
1968年我到山西忻州定襄县横山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没想到一项“历史的重任”竟然落到我的头上。当年我们忻州地区“农业学大寨”正热火朝天，“农业学大寨”深入扎实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在分配制度上实现“农业学大寨”，大寨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办。因此在分配制度上，用工制度上实现“大寨工”就刻不容缓。因为我是北京知识青年，能把领导讲话的精神记录到本上，把推行“大寨工”的做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带回来，我们生产队的祁队长就选中了我，祁队长带着我去公社、大队开会，就像口袋里揣了个笔记本，他啥心不操，当年农村干部开会都是那老三样，抽烟、聊天、睡大觉。当时公社、大队革委会主任都反复强调“四个必须”，学习必须认真，精神必须吃透，行动必须抓紧，做法必须具体。
没想到回到生产队，祁队长既十分和蔼亲切又特别信任的说，你闹吧，快些利索些！我问闹什么？怎么闹？他吃惊地望着我，指着我的笔记本说，闹这个，就按你记的闹，再无一句多余的话。
先得说说“大寨工”。大寨工就是在大寨大队实行的分配记工法。农民和工人干部不一样，实行工分制，干一天活记多少工分就成为分配制的关键，也就是所谓定级定酬。大寨实行的办法是“自报公议，领导监督，群众作主”。大寨工的初衷是即使同工，出力不同，报酬就不同。毋庸讳言，这是中国农民对分配制度的一次大胆的改革和探索，讲重一些，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干多年似乎是第一次。
我在北京当中学生时，就知道“分、分、学生的命根”；实行“大寨工”我才发现“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那年头，农民没有任何副业，一心一意，全指望着生产队，挣多少工分关系着一家人的生活，挣得多就吃得多，挣得少就喝稀的吃半干半稀的，就得打白条欠生产队的，可以给你少分口粮，工分真是社员的命根。我首先从称呼上已经感觉出我的“分量”，感觉到这也是一场触及生产队社员生活的革命。我刚到生产队时才18岁，社员们都亲切地喊我小崔，自从我肩负起社员大寨工实行的具体办法后，连我的房东大爷都一脸真笑弯着腰特别恭敬地喊我老崔。让我诚惶诚恐。那天正赶上队上晒粮食，要把装满粮食的口袋扛上房去晒，那口袋装得像邮筒似的，一袋足有小200斤。我们队上的一个后生，平时看上去还不如我壮，干瘦的窄脸上尽是纵横的“深沟”。他走到我面前说，让我上眼，然后轻轻猫腰，弓字蹲步，一个探肩把那袋粮食稳稳地扛在肩上，然后直腰垫步，一步一颠地顺着一尺多宽的踏板，忽忽悠悠地走上房顶，一连扛了三口袋，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想到这么一个貌不出众的后生这么能干。他眨着小眼，狡黠地望着我说，这够一等劳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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