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单向流动——操控信息文化流向
众所周知，微软和英特尔公司组成的所谓“Wintel联盟”曾一度把持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传播体系中信息传播弱国和信息传播强国之间的数字鸿沟深刻影响着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信息发展变革催生的“信息本位”比旧的金本位来得残酷，因为它体现的是现代信息科技发展的加速特征，反映的是一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实力、传播资源和传播技术上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排除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平等自由”信息文化传播的交流的可能性。
（一）英语成为主导语言
语言是信息最重要、最基本的传播载体。在全球传播时代，谁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谁就能赢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信息传播优势的获取主要取决于语言的优势。
1994年，西方七国集团的信息部长在布鲁塞尔提出了著名的“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计划。核心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步，提倡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无障碍流动”和“自由交换”。然而，这种“自由”只是建立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益之上。事实表明，所谓的信息“自由流动”，实际上是单向、一边倒的流动。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英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语言。根据英国文化委员会“English2000”的调查，世界人口中以英语为母语的为3.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并能熟练使用的共4.5亿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0多个，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数为14亿。英语的统治地位是在1960年获得的，那时英语在五大洲都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在1952年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时，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数达到了2.5亿，如今这一数字已经翻了5倍之多。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通用最流行的国际语言，美联社新闻记者Ted Anthony曾写道：“当教皇保罗二世上月到中东去朝拜基督的圣迹，向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讲话的时候，说的不是拉丁语，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希伯来语，更不是他的母语波兰语，而是英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3月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000种，其中从英文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被译成英语、法语等“大国语言”出版的只占5%。在非洲，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几乎不存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约瑟夫·波特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统统遭到限制。”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标志，也是文化的根基。历史发展表明，当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时，其最终意义不仅仅是军事的、地域的，而体现在文化层面。通常表现为一种语言文字对另一种语言文字的吞没，并最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消失，这个民族的文化也会随之消亡，这在古今中外均有先例。古埃及文化出现的断层，一度辉煌的西夏文化成了博物馆中的收藏品，语言消失是重要原因。近代老殖主义者每征服一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当地的民族。北美印第安人、大洋洲毛利人的土著语言已不存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3月的统计数字，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万种语言，“然而，每隔一个月，丧钟就要为其中一种语言鸣响”。在许多非洲国家，青少年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已成为政府忧心忡忡的问题。原因似乎很现实和简单：不会英语和法语，你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由于计算机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将世界织成了一个网络，而美国在信息产业硬件、软件制造、网络建设和控制方面领先世界，这使美国在信息跨国传播上占有先发优势。互联网产生于美国，使用的语言、技术也由美国人决定。信息传播必须有双方都能解码的信息代码，目前网络上通行的是英文，首先是ASCII，即“美国信息交换代码”。虽冠之以“美国”二字，但实际上已是国际标准代码。基于网络技术的出现，英文随着网络传输无所不至，这对欧洲的法语、德语也造成巨大的冲击，更不用说古老的中国汉字了。目前的网络和软件中，绝大多数信息资源都是英文的，互联网上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信息，以至于网络中逐渐成为一种英语文化模式。
1998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全球1.28亿电脑网民使用的语言排名顺序为：英文60%、西班牙文10%、日文9%、德文9%、意大利及中文各占2%、葡萄牙文和荷兰文各占1%，除上述语言外的其他语言总计占6%。据《计算机世界》1997年发布的统计数字，在因特网上输入、输出的信息流量中，美国的这两项指标都达到了85%以上，而中国仅占0.1%和0.05%。截至1998年3月1日，美国1520家日报已经有500多家有了网络版，占总数的1/3；而中国大陆报刊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注册登记的只有95家，不到总数的1/10。
这种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跨国信息传播与交流，限制了其他种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也阻碍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目前，英语文化中尤其是美国文化，已借助新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文化支配权。人们在学习电脑、使用电脑时必须学习英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美国文化”（包括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英语甚至成了非英语国家推广普及计算机技术的“瓶颈”。这种文化输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对非英语区的发达国家构成了威胁。俄罗斯人传播媒介近些年一再呼吁要提高国民的俄语水平，让俄语变得更纯洁。由于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俄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词汇，这让一些俄罗斯文化学者深感忧虑。
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的确，如果任语言强权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非英语文化被英语文化，准确地说是被美国的大众文化“吞没”。
（二）新闻流向由北向南
一位美国新闻学者曾说：“新闻信息也是从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流动。”在过去10年中，整个西方世界媒体上国际新闻的数量下降了50%。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斯特普对美国20家主要报纸的调查表明，从1963年到1999年，这些报纸头版刊登的国际新闻量占新闻总量的比例从20%下降到了5%。“9·11”事件之前，没有多少美国人会知道坎大哈发生了什么事。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在20世纪70年代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研究显示，亚洲区的15份报纸上的国外消息，竟有3/4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1985年，国际大众传播协会（IAMCR）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的一项研究表明，29个国家的报纸所强调的国际新闻及其主题，都与四大通讯社一致。另据联合国的统计，仅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两家大通讯社就控制了60%的拉丁美洲国家报刊中的国际新闻，而发达国家的四大通讯社更是控制着全世界80%以上的国际新闻。
由于美国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目前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用100多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家用户昼夜发布新闻，每天发稿量约700万字，并拥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图片网。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现已成为世界上最普及的每日新闻来源，有数以千万计的观众。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几家报刊都成为各国有关政府部门、大学和学术界的必订报刊。美国政府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建立于“二战”期间，到现在已能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52种语言播音，每周拥有世界各地约8600万听众。“美国之音”每周播放时间超过1200小时，宣传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介绍美国的社会文化，“帮助”各国人民“正确理解”美国的价值观。美国还专门设立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前者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对加速东欧剧变起了重要作用。后者于1996年3月11日正式开始运作，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缅甸、柬埔寨、老挝、朝鲜以及越南的听众。美国还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
与之相比，从发展中国家发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数量则差距悬殊。正如联合国专门研究机构在其报告中所言：美联社的一般世界专线电讯每天从纽约向亚洲平均发出90000字，反过来，从亚洲向纽约发出19000字供向世界范围发送。合众国际社从纽约向亚洲发出的一般专线电讯总计大约100000字，而从亚洲各地向纽约发送的每天有40000字到45000字不等……法新社从巴黎向亚洲发出30000字以上，另外大约有8000字是在亚洲收集向亚洲的受众发布的，这8000字还要发回巴黎，收编到法新社其他世界电讯中……新闻的不均衡在于从伦敦或纽约发向亚洲的新闻比从相反方向发来的要多得多，虽然来自西方的新闻中也可能包括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主要是来自北美和西欧的新闻。合众国际社电视新闻部每月向亚洲播出150则电视新闻报道，而从亚洲播出的新闻报道平均每月约20则。至于英国电视新闻社，它每月从伦敦向亚洲发出大约200则报道，而从亚洲发出的报道仅20则，另有从日本发出的10则。 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因特网发展迅速。美国利用资金、技术上的巨大优势牢牢掌握着网络建设及信息发送的主导权。
21世纪，互联网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重大，它为信息传播、科研、教育、商贸和人们的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成为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所谓的数字化技术容许信息无国界交流实际上反映出具有两方面问题：一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信息传播霸权，无限制地跨国传播；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失去媒介话语权。对于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卫星电视等传播媒介，一些国家可能使用行政、立法、技术等手段将其拒之门外，但想完全控制互联网上传播的数字化信息，从技术上说很困难。由于技术的落后，你很难完成无缝封锁。占有传播资源优势的国家想用网上信息“轰炸”你，你难以避免，当然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在运用信息传播霸权影响别国内政这一点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说不出但干得出。目前，美国大众文化占据互联网信息资源的90%，中文信息不到信息总量的万分之一，而不受西方国家控制的英文信息也不到万分之一。
显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体系中一直扮演着输出者的角色，以各种形式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和渗透。这些信息“单向”流入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不仅阻碍了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也造成严重冲击。
（三）大众文化单向输出
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在大众消费过程中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它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制的，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世界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也表现在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领域。
在电影电视片的输出上，发达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亚洲、南美洲、非洲、东欧一些国家的银幕和荧屏上，大都充斥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节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60%~7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本国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传媒公司生产的电影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
1998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文章说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大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等。自1991年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所以，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说，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做出的一连串努力中的最后一次行动”。在市场原则指导下，大众传媒的主管们将牟利作为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一味迎合人们的胃口。美国一个电视人曾指出：“电视新闻中政治新闻锐减、消费品新闻和名人新闻剧增。”《优秀新闻研究报告》调查统计了1987年到1997年10年内《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头版，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BC（全国广播公司）的晚间黄金时段新闻，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发现政治新闻从过去每5条中有3条下降到每5条中有1条，而有关名人的新闻从过去的每50条中有1条上升到每14条中有1条。大众传媒的意义在于让公众了解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引导舆论并促成问题的解决，但现在的大众传媒似乎对无关痛痒的猎奇新闻、媚俗新闻更感兴趣，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记者批评的那样：从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媒体报道的新闻中充斥着大量“垃圾”，这与新闻传播应有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如果我们反思一下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种报道诉求走得多远才算远呢？
“一战”以后，美国即操控了全球电影的生产和发行。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其他一些主要的电影生产商（意大利、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并把他们从世界电影的交易中拉出来，好莱坞进入并主导世界电影市场、设立发行公司来控制全球的电影发行。如在美国电影联合会（MPEA）的协调下，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工厂在其运作和规划中早已全球化了，它们在别国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公司来发行和放映美国影片和电视节目。美国电影、电视节目可谓遍布全球，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冒险动作片、卡通片如洪水一样涌入许多国家。形形色色的媒介产品（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物、音像制品）汇集到包罗万象的传播帝国，在一条全球流水线上共同制作产品，并投放到世界的文化市场。正如滕斯托尔所说：“好莱坞似乎在世界稳步强大，但美国人拥有的比例在下降。”
“二战”之后，以经济实力和高技术手段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使文化日益成为日常的社会消费品，形成了美国文化空前的扩张强势。现在全球每个地方几乎都能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青年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衫”“即使在尼加拉瓜政府与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时，尼加拉瓜的电视台还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约瑟夫·奈将美国大众文化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力称为“一种无须投入过多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
在1972年和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电视节目的全球传播情况进行了一次研究，发现有两个特征：二是电视节目大都是单向流通，即从几个大的电视节目输出国流向其他国家；一是流通的电视节目以娱乐为主。电视节目主要出口国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其中居于榜首的美国占绝对优势，它在20世纪70年代每年出口的电视节目达15万小时，是其他三国总和的3倍还多。1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进行了同类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特点依然如故。1983年的研究还发现，不论是以一般时间还是以黄金时间计算，外国节目的比重都差不多。例如厄瓜多尔，在一般时间里有66.5%的节目由外国进口，在黄金时间里有70%。1993年，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全年电视节目时间总计为2427小时，美国电视节目就占去了其中的1506.3小时，远远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721小时，前者以62.06%的百分比高于后者的29.71%。相比而言，拉美国家电视节目对美国的输出却很少，尽管巴西的Globo和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对美国也形成了电视产品出口强势，但它们主要面对的还是美国的西班牙语市场，而非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主流市场。这还要追溯到英语被接受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缘故，假如美国大众传媒说的是摩尔多瓦语或拉脱维亚语，那么，它的全球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国际卫星电视拓展了信息文化的传播空间，而互联网对大众文化的全球播撒的意义是推波助澜。互联网一大特点就是信息海量，每昼夜的信息流量以亿万比特计。一些大型网站成为所谓的“信息总汇”和“信息枢纽”。美国《1996年电信法》全面修改了《1934年通信法》，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允许各种不同媒体市场相互渗透。美国一些传播媒介合并和重组更能体现出资源和科技的优势，进而使美国跨国传媒公司在世界的垄断性和支配力更强，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传播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资源的90%，使人们一进入互联网就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之中。”
美国大众文化在世界的流行对各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就连法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担心大量的美国信息文化产品涌入国内市场会冲击和削弱他们的民族文化。1995年12月28日，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举行了法国电影人对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法国著名演员德迪帕约和阿兰·德隆从片盒中拽出一部美国电影拷贝当众销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的统计，巴黎的6个电视频道每年总共播放1300部电影和电视剧，其中1000部来自美国，美国电影占法国票房收入的60%以上。以至法国总统希拉克大声疾呼：“我们国家的前途处在危急关头。”
早在1984年，欧盟就在自己制定的《无国界电视》绿皮书中要求它的15个成员国的所有电视台至少用一半时间播放欧洲的节目（新闻、体育、广告、游戏、电视广播和电视购物除外）。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担心将来在这个领域出现美国“一国统治的局面”。文化发达的欧洲大国尚且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大众文化单向输出面前更是面临着越来越失去自我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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