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继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们党在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吹响解决“三农”问题的总号角。战略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涉及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社会治理、农民生活等“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现和在农村的具体落实。
　　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国家分别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题。中央从2004-2017年连续14年发布了14个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但是这14个文件涉及的“三农”问题的主题没有任何一个像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全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一样全面、系统，目标、路径一应俱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五级书记一起抓”的高规格要求；同时规定党内制定农村工作条例，立法机构应将乡村振兴法纳入立法规划。这些要求和规定都体现出本次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性、严肃性和责任性。
　　2004-2018年，连续十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笔者由于工作的原因，有幸一直从事与“三农”紧密相关的工作。
　　作为法律专业工作者，笔者参与了“三农”问题及城乡统筹政策法律方面的相关工作。2003年，笔者作为执业律师和政府法律顾问深度参与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工作，先期参与了成都市“三个集中”以及“六个城乡一体化”改革中的大量政策法律事务。“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业主集中；“六个城乡一体化”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为此易中天教授专门到成都采访、调研，出版了一本《成都方式》的专著。2003-2007年，成都市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是成都市自身的探索和实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政策和法律体系障碍，工作中涉及的农民身份、土地权属、集体经济发展、集体资产改革、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等重要问题，都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文件的直接依据。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记得当时一起参加改革工作的一位同志开玩笑说，成都全国统筹城乡试验区的设立批文，相当于国家给了成都一张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开展统筹城乡改革的营业执照。也正是有了国家层面的批准和支持，2008年1月1日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政府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成发[2008]1号）的一号文件，该《意见》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流转等问题进行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