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论集》：
一方面是源于同一文化母体，同一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半个世纪乃至上百年的分隔、分流，由同源分流而造成同质异相，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历史上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特殊之处，也是它的个别性与复杂性所在。
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之有文学，其历史要比大陆短得多，它的萌生是中原文化延伸的自然结果。明朝末年宦游台湾的文人徐孚远、沈光文留下了现今所知台湾地区最早的文人创作；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开埠甚晚，更要到20世纪初才渐有文人文事之出。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倡导不久，它的影响就很快越过海峡。20世纪20年代，台湾、香港相偕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改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胡适在美国酝酿“文学改良”。1917年，胡适、陈独秀接踵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树起了“新文学”的大旗。
1920年，林献堂、蔡惠如等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在东京组织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学。1923-1924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文学革命论》《敬告青年》就被介绍到了台湾。20世纪20年代年代中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台湾青年张我军亲受新文学运动的熏陶，还曾拜访鲁迅并得到勉励。他在1926年出版的《乱都之恋》是中国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其地位类似胡适的《尝试集》。至于中国台湾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鼓吹新文学的文章，更形成了一股热潮。此后，台湾地区新文学虽屡遭日本殖民当局的摧残、压制，但终究没有被消灭。
香港地区新文学的发动要稍晚一些。1927年鲁迅应邀从广州去香港，他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和《无声的中国》两篇演讲，在沉闷的香港文坛播下了新文学的火种。次年，张稚庐等创办《伴侣》，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带动了一批新文艺期刊的出土。继而又有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的成立，黄天石、谢晨光、侣伦等是主要成员。香港地区新文学的起步由此开始。在当时，香港作家最早接触并受到一定影响的是创造社同人的创作，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以及田汉的剧作等。至于民初以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当时的香港，也有一些学步者，创作过一批小说，显示了和内地文学的另一层联系。
人员的交往是文学交流的直接方式之一。在日据时期，大陆到过台湾的作家只有梁启超、章太炎、郁达夫和本就在台湾出生的许地山等少数人，而有大陆经验的台湾籍作家则更少，有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等人。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当时以推广国语（普通话）为主要目的赴台的文人有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李何林、黎烈文、雷石榆等。1949年后，陆续到台湾定居而接续了台湾地区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血脉的还有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苏雪林、林语堂、谢冰莹、胡秋原、钟鼎文、纪弦、梁实秋等，他们的教学和文学活动，在有意识和无意识间，扩大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一大批出生于大陆，相继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完成了中高等教育，以后渐有文名的作家如琦君、吴鲁芹、余光中、张晓风、张腾蛟则带着童、少年时代大陆生活给他们刻下的文化烙印，传承着中华文学的香火。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作家的交往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几乎完全停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了较大的改观，两地作家的作品也很快有了在彼岸出版的可能与现实渠道，分隔已久的局面正在一步步松动。
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半个多世纪以来，内地作家有过三次“南下潮”，第一次是抗战开始以后的1938-1939年，第二次是国共内战至1949年，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的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都是中国社会发生较大变动之际。第一次南下者，“过客”多，定居者少，有茅盾、郭沫若、许地山、巴金、萧红、夏衍、戴望舒、端木蕻良、肖乾、陈残云、徐迟、胡风、骆宾基、施蛰存、周而复、杨刚、楼适夷、黄药眠、叶君健、欧阳予倩、叶灵凤等。其中有人在香港地区创作了重要作品，有人在香港地区走完了人生和文学的长途跋涉。第二次南下者，人数少于第一次而多为定居者，如徐、李辉英、曹聚仁、徐速、唐人、司马长风、高旅、刘以鬯、金庸等。第三次南下者，人数甚多且基本上是定居者，如曾敏之、陶然、陈浩泉、白洛、颜纯钩、梅子、周蜜蜜、璧华、汉闻、张诗剑、陈娟、杨明显、古剑、傅天虹、夏捷、舒非、东瑞、黄河浪、陈少华、王一桃等（此一时期还有从中国台湾或东南亚到中国香港的，如施叔青、余光中、戴天、钟玲、犁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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