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研究》：
道家之学，起源于黄帝，集成于老聃。老聃（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巨人。他的传世之作《道德经》，其精华之处，闪烁着朴素的辩证法。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首次提出“道”的核心思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无为”之说，并非主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而是强调“道”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既是不妄为、不强为，又是无不为，概括了当时“无为而治”与“依道治国”的方略。
李光地信奉此“道”，身体力行，在辅助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统一中国，整顿吏治、举贤惩贪，疏治三河（漳河、子牙河、永定河），废除圈地，直面储君风波、吸纳西学等棘手难题方面，胸无芥蒂，言行举止充分体现了正确审时度势，既不妄为、不强为，又无所不为，为创建康熙盛世，竭尽了股肱之力。
例如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夏五月，李光地请假回安溪湖头探亲，“道闻尚可喜请撤藩觐京，吴三桂、耿精忠继之。廷议悉如其请”。他就预料：“这三藩旦夕可能叛变。”等他到了家乡，果然耿精忠反形渐露。浙闽总督范承谟是一位忠义之人。李光地赶紧写了密信给范总督，建议他以阅操闽安为名，整师出城，疾走洪塘，溯流而上，直趋延平，控其上游，防范耿乱。
耿精忠“既蓄异志，思收罗才杰之士”。听说李光地回籍，“再四以王谕”召见李光地。李光地“虽知变在旦夕，然迹未彰灼。辞不获已，乃赴省一见，辄告归。”耿精忠不准李光地辞行。李光地假以父病危，“书泣请于耿逆，始幸见许”，逃离福州。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三逆果皆叛”。面对耿精忠叛乱和郑经（锦）烧杀，李光地“奉两亲遁匿荒谷，合门野服深匿”。郑经派与李光地熟识的杨芳，“前后三至”安溪游说李光地一起反清复明。李光地洞察到他们包藏着分疆裂土、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以死拒之”。
康熙十四年（1675年）夏，李光地分析福建局势，为了秘密送出平乱的《蜡丸疏》，并“请大师入闽，禁屠戮，以慰残黎”，“惟谋于叔父白轩”。白轩问李光地：“必欲上密本何意？一泄大祸立至。”李光地向六叔解释此举虽冒死而行，却可望避免闽地长期战乱、生灵涂炭及覆宗之祸。白轩乃行，护送割腿藏《蜡丸疏》的家仆夏泽出汀州关，从江西辗转抵京。康亲王奉旨依计平乱。许多史实无不尽显李光地为了社会稳定、百姓安宁，善于“无为而无不为”，主动应变，不与耿乱同流合污，其用心何其良苦！
又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李光地服孝期满，赴京上任，抓住台湾郑氏政权内乱之机，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向康熙皇帝奏明：“郑锦（经）已死，子克塽幼，部下争权，宜急取之。”并以自身和阖族生命，力荐、担保施琅率师征台，独言可平。这除了再次体现他敢于为国一统之担当以外，还彰显他多谋善断。此大智大勇，稳操胜券，或许源于相生相克的道家思想。这从李光地为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撰写的墓志铭中可得佐证。他在此墓志铭中评论应对清初闽乱计策时写道：“吾闻攻毒之饵，恒出于瘴疠之区；乱之兴也，其受乱之地必有人焉。足以还自救也。”对此，吴幼雄教授的专题论述精辟翔实，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当年，康熙皇帝对让谁率师平台心存疑虑，李光地就上奏说：“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气先夺矣。”为施琅最终获得专征权、一举平台创造了先机。
自古知兵非好战。李光地既敢为又不妄为，在平台以后，李光地应邀为施琅撰写的《靖海纪事》作序时，特别沉重地写下了一笔：“耀兵之非得已！”不忘宣传“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家理念①。这无异于语重心长地提醒后人：千万要尽力避免像当年上万尸体血染海峡的历史悲剧重演！李光地在《榕村文集卷一·治》中评古论今时，也宣扬这个道家理念，赞同“以兵为凶事，故畜（古同蓄）而不轻于用，用而不究其武”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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