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围坐在福斯特冷饮店外海绿色的金属野餐桌旁。
我们四个人一起。
我们在吃冰激凌。软冰激凌在液体巧克力里蘸一下，外边就有了一层硬脆的壳。
我没对谁说，那其实是蜡的原因，更确切地说，是可食用的食品级石蜡。
当巧克力冷却下来，就把香草精华禁锢在里面。
我们的任务是把香草精华释放出来。
我一般不吃蛋筒冰激凌，一旦吃起来，我就想方设法不让融化的冰激凌滴下来。
但今天却不行。
我在公共场合。
我甚至没有留心。
我的冰激凌化掉了，变成了一堆黏糊糊、湿答答的东西。此时此刻，我可能是别人眼中有趣的观察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几句越南语，那并不是我的“母语”（nativetongue）。
我真喜欢这个表达，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并不怎么认同舌头这个伸缩的器官所做的工作。
所以，要感谢舌头。
我坐在午后的阳光下，随心所欲地使用越南语。
我在和我的新朋友梅交谈，她那老是板着个脸的哥哥广夏也会用越南语和我聊几句。
开车带我们来的德尔·杜克不说话。
他不会说越南语。
我不喜欢排外（我总是被人排斥，所以我了解那种感受），但是我可以接受让杜克先生做一个旁观者。他是学区的一位心理咨询老师，而倾听是辅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少应该是这样。
梅说得最多，吃得最多（我吃够了以后，就把冰激凌给她了）。我能肯定的是，阳光照耀在脸上，被甜甜的冰激凌吸引的这一天，我将永远难忘。
在到达这里17分钟后，我们回到了德尔·杜克的车上。
梅想顺道去哈根·奥克斯公园。那里一年四季都有大雁，她认为我应该看一看。
她比我大两岁，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小孩子都喜欢盯着胖鸭子之类的东西看。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还是很喜欢水禽的。
但是说到哈根·奥克斯公园，比起鸟儿，我更感兴趣的是市政部门在那里种植的本土植物。
从德尔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我从后视镜里能看到他的眼睛），他对这两样东西都不太感兴趣，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车开向公园。广夏瘫坐在座位上，我猜他就只为不用搭公交车而高兴。
到了哈根·奥克斯公园，大家都没有下车，因为德尔说我们该回家了。
刚到福斯特冷饮店的时候，我给妈妈打电话，想告诉她我会晚些到家。她没有接电话，于是我留了言。
我给爸爸的手机也留了同样的信息。
奇怪的是，他们谁也没给我打电话。
如果没能接听电话，过后他们总是会很快给我回电话。总是这样。
当德尔·杜克将车开上我住的那条街，我看见有一辆警车停在我家的车道上。
住在我们南面的邻居搬走了，他们失去了房屋抵押赎回权。在屋前荒芜的草坪上，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银行所有”。
我们北边的房屋里住的是租客，我只见过他们一次，在7个月零4天前，那天也是他们搬来入住的日子。
我看着警车，在想是不是有人闯进了空房子。
妈妈不是说过吗，附近有空房子会带来麻烦？
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警车停在我们家的车道上。
靠近以后，我看到车上有两个警察。从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他们待在那里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感到全身绷紧了。
广夏在前排的座位上说：
“警察在你们家的车道上干什么？”
梅的目光飞快地从她哥哥转向我。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写满疑问。
我想她在猜是不是我爸爸偷了东西，或者我有一个经常打人的表哥。说不定我们全家都爱惹麻烦呢？
我们彼此还不熟悉，所以这些猜测都有可能。
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回家晚了。是不是妈妈或爸爸太担心，所以叫了警察？
我给他们留言了。
我告诉过他们，我不会有事的。
我不相信他们会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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