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曲艺七十年》：
我们仍乘原来的人力车返回，四个杠夫也和我们一起回来，因为过城防的证明在祖母手里。他们不抬棺材反而走得很慢，好在坟地距城防很近，进了城防就分开了。两辆胶皮车加快了脚步直奔我家。进门要先“迈火”（从一个点燃的火盆上迈过去），刚迈完火，就见那杠夫头儿又回来了，掏出钱来问我一位舅奶奶：“这是怎么回事？”。这杠房的一切都是这位舅奶奶一手操办的，他们很熟。舅奶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是说好了吗，这钱多了！”原来是祖母付钱时慌乱中点错了，人家给退回来了。舅奶奶问明情况，开玩笑地和他说：“你们怎么还不分了呢？”那人说：“是有人主张要分，我一看不对，没让分。那样做也对不起您啊，再说人家寡妇失业的，我哪能办这种事！”由此可见，当时劳苦人的诚实
自曾祖母去世后，她那侄子（我的那位五爷）也找房结婚和我家分开了。他娶的这位五奶奶很丑，两人总吵嘴，后来不辞而别去了重庆，直到我结婚后才回来
这时我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从曾祖母没去世时，我家就搬进河北关上的一个大杂院里。五爷结婚和曾祖母去世都是在这大杂院里。我们住的是里外间的两间草房，里屋迎面是个土炕，与外屋有隔扇门。外屋是水缸、炊具，可以做饭，中间放一可以支起的圆桌，春秋季节可以全家吃饭，但那时很习惯是在炕上放一长方桌（即讲究家的“炕琴”），全家围坐吃饭。只有春秋两季才在外屋吃饭。夏景天的晚饭总是把这长方桌儿放在院里吃饭，谁家吃什么饭都能看得见。谁家做了新鲜差样的，都要给邻居端一点，吃饭时还可互相聊天，过得也十分愉快。特别是谁家没吃晚饭，全院都知道，必然有人送来什么吃的，保证饿不着
我记得在外屋靠隔扇门旁有两摞樟木箱子，从地面摞到屋顶多是我家不常穿的衣服和衣料之类，贵重的和常穿的放在炕上被隔子的中层柜门里，下层的几个抽屉放些贵重物品，我记得还有许多当票。从我记事时起，那些喝估衣的及街头吆喝买破烂的都是我家的常客，有的人已经很熟了。每当家中生活无着时，便喊他们来从箱子里找出什么旧衣服或衣料卖掉一两件，几年的光景箱子里的东西就卖空了，后来连箱子也卖了。就这样，从摞到屋顶的两摞箱子落到平地，家里只有两个箱子存放一些该穿的换洗衣服，最后连那两个箱子收破烂的也不放过，死说活说非把那两个箱子也买走了
外屋门旁靠墙是一张连三桌，桌上供着神像“五大家”。神像旁是一个很大的柜子，柜子里是台阶形，排成三排摆有很多灵牌，起码有五六十个，据说那位武职官也在内。我记事以后，不知本家的什么人来和祖母商量：“你们家生活不好，老祖宗也跟着受罪，请到我们家去供吧！”祖母不肯，只说：“以后再说吧！”。后来她告诉我：“这东西咱得留着，这是咱家本是倪家正支正派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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