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探究
诚如学者克里斯托弗·D.赖特所言：“《社会契约论》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拥护社会的共同意志，放弃他们个人随心所欲的权利。”此外，对于那些不按照共同意志行事的人，最高统治者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然而，“卢梭指出，与这种状态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个体自由的加强，而非削弱。”总体而言，社会契约使人享有更多、而非更少的自由。卢梭指出，这是因为“个人享有的自由越多，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善生活，并追求那些能带来好处的目标。”
然而，与社会契约伴随而来的自由也是一种道德自由，因为“社会契约……使人们能够依照他们的政治职责行事，而不是根据自然……习得的欲望行事。”换句话说，当人们被迫遵循共同意志时，他们是在遵循自己加入社会契约时所同意服从的规则，而不是盲目服从他们的自然本能。因而，在卢梭看来，感受自由与享有自由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自由并不是指完全独立，而是指你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你原先同意的理性法则：“自由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他为自己设立的法则。”
关于社会契约下宗教的作用这一问题，卢梭认为，只要宗教不危害社会，就应该允许宗教自由。然而，卢梭接着又提出，为防止人们的自私行为，社会也要求“民间有一些信仰和信条，指出上帝的旨意普世存在，在来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顺着这一思路指出：“如果最高统治者无法迫使所有人都相信这些信条，那么他可以将任何不相信它们的人逐出国门。”
尽管卢梭重视宗教自由，但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保护社会，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有意地享有可能会给社会招致破坏的权利。”被忽视之处
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点相对受到忽视，即立法者+（指导人们遵循共同意志的个人或组织）在卢梭思想中的作用。这倒并不是说批评家们根本没有提及这一概念，而是相对于卢梭思想中的其他内容，这一概念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尽管它可能十分重要。由于立法者的概念是卢梭思想体系中较为令人困惑的部分，因此它常常被忽略。
“必须让个人意志服从理性，必须教会公众认识到自己的愿望，”卢梭写道，“因此立法者是十分必要的。”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为了确保社会成功，社会中的个体之间必须拥有某种共同的纽带。这种纽带不可能来自社会本身，而必须来自外界。这一纽带或这一精神的源泉就是立法者。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立法者并不参与制定法律，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只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人民才可以承担立法的工作。
立法者的作用是“指导最高统治者，使其通过的决策明智而有效”。立法者不能简单地运用理性来说服人民按此行事，因为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相反，立法者必须“通过一种间接的机制来激励人民采取恰当的态度和社会精神，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劝说但不强迫人们信服’”。事实上，虽然卢梭的这一部分观点相对受到了忽视，但这并未对《社会契约论》一书的重要性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的其他观点已经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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