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朋友们要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一开始，我觉得这一建议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我最后还是被友人们说服了，凑凑合合地写了这个简略的生平传记。但我不可能在这本简略的传记里写出我一生中全部的感受，也无法详述我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时过境迁，许多当时的感受已经记忆模糊，时间越久，就越加模糊不清，竞至有时还以为有些事情与己无关。还有许多事情似乎应该是与我有关的，但一提笔想写下来时，却又好像是别人所经历的事情。无疑，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主要的思想和某些深刻的感受在影响和支配着他的一生，使其生活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这条主线通常比较容易确定，容易找到。有了这条主线，就会明白当初为什么这么做而没有那么做，就可以看到当事人的性格等各个方面的特点。
我祖籍波兰，名叫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双亲都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波兰，像家父家母那样拥有一份不大产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数颇多。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彼此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目前为止，波兰的知识分子大多源自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领导着一所省立中学，闲暇时还干一些农活。我的父亲勤奋好学，曾就读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在华沙的一所大学预科学校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师。他娶了一位与他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年轻女子为妻。她很年轻，但已是华沙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了。在当时，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被看作是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事业。
我的父母亲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严肃认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学生遍布波兰全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至今仍对我的父母爱戴而感激，永远地怀念着自己的恩师。即使在今天，每当我回到波兰，总会遇见一些父母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总要向我倾诉他们对我父母的温馨怀念。
我的父母尽管居住在城市，在学校任教，但他们与身在农村的亲戚们都保持着来往。每到放假，我就会跑到农村亲戚家里去小住，这使得我对波兰的农村情况颇为了解，而且也使我喜欢上了农村。在农村，我会感到无拘无束、散淡惬意。我之所以终生喜爱田野乡村，喜爱大自然，想必与这段值得怀念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我于1867年11月7日在华沙出生，是家里几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为我大姐在十四岁时不幸病逝，所以我只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由于大女儿的不幸病逝，我母亲悲恸欲绝，从而因伤痛而患了不治之症，年仅四十二岁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才九岁，我哥哥也只有十三岁。全家人沉浸在难以言表的悲痛之中。
大姐的突然去世，是我一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这之后，我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陷于忧伤悲戚、沮丧消沉之中，想必与这一悲惨之事不无关系。
我母亲为人高尚、温柔敦厚、心慈面善，而且她知识渊博、心胸坦荡、严于律己。她不但宽容大度、温情善良，而且在家中很有威望，大家都信服她。她非常虔诚笃信（我父母亲都是天主教徒），但她能包容一切对宗教的不同看法，她从来都是求同存异的，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是小女儿而备受呵护、关切，所以我深深地爱着我母亲，而且有一种崇拜之情把我和母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的不幸去世使父亲悲恸欲绝，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投入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教育上来，致使自己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母亲过世多年后，我们仍感到若有所失，百无聊赖，仿佛家中少了一个主心骨。
我们兄弟姐妹很小就开始学习了。我六岁时就上学了，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每当有人前来听课或参观时，老师总是把我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叫上讲台朗读课文。我生性腼腆，一叫我上台我就吓得不行，恨不得跑出教室躲起来。我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对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并懂得如何指导我们，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开始时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不得不转到公立学校去了。
华沙当时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而这种统治最残酷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校和学生的严格控制和迫害，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都受到警方的监视，并且一律用俄语教学。学生们很小就开始学俄语，以致母语——波兰语反倒说不利索了。幸而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波兰人，他们不愿受此迫害，想方设法地让学生们多学一些波兰语。这些私立学校都不准授予正式文凭，只有公立学校才有权利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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