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说：“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物质向度。”①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的真正创造者，其存在与发展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倾向于从时间维度剖析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一历史必然性，而较少关注无产阶级的空间性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应归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性的过度强调。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文本，不难发现，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空间境遇。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指认无产阶级的来源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②。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成长于旧社会的解体过程，同时又是摧毁新社会的主体力量。当然，由于此时的马克思还未彻底摆脱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解放自身。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真正澄清无产阶级概念的科学内涵。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对无产阶级概念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③并且指认无产阶级“不是一向就有的”，他们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在此，无产阶级被赋予了强烈的历史性。其一，从无产阶级的来源看，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其二，从无产阶级的内涵来看，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因而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但在这里，由于恩格斯没有正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所以未能真正科学地定义无产阶级。
到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对整个人类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认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①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推翻统治阶级，更重要的是结束阶级压迫的历史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在1888年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作出了科学定义：“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②在此，无产阶级的历史性更加凸显出来。无产阶级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结束人类历史长期以来的阶级剥削形式，从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唯有如此，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似乎难以发现无产阶级与空间的任何关联。实际上，只要我们善于立足空间视角分析问题，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焦点是整个人类解放的大事业，从根源上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性是其根本任务。但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实现其历史必然性，如何组织成为一个可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以及如何将众多的可能性和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等问题，则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点考察范围（只是零星提及）。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如何实现”是一个必须以现实条件为转移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世界观极少关涉具体的革命可能性问题。那么，我们要怎样来认识这些具体的可能性呢？在此，空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无产阶级的空间境遇、空间需要、空间矛盾、空间关系等一系列空间性问题构成了我们理解无产阶级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基础。
有关什么是“空间”，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诺埃尔·卡斯特利等人有关空间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与当前讨论的话题相契合。他们认为空间“是指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人类社会关系借以‘延展’的方式”①。在此，“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段，那么，无产阶级怎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中“延展”他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怎样通过这样的延展重塑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从而发展革命的可能性，就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的空间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的定义中已经隐藏着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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