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献章看来，诗歌只有秉承诗教传统，才能于世有补，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性情之自得，性情之真，是诗歌的根本，是风雅的渊源。然而，自《诗经》以降，诗歌的发展，或注重文辞的富丽，如以《子虚赋》《长杨赋》为代表的汉赋；或注重体裁的推新，讲究外在表现形式，如魏晋以降随着声律、对偶等的引入，诗歌产生近体诗，至唐代而大盛。无论是文辞上的讲究还是体裁形式的变革，引导人们过多地关注诗歌的言语之美、文辞之丽、形式之工，即便是唐诗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宋诗的代表人物黄庭坚、陈师道亦不能免。这样的结果只能使人们忽视甚至忘却诗歌的本质，最终使诗歌变为一种小技。相比而言，尧、舜、周、孔、颜、孟，宋代大儒如周、程、张、朱继承三百篇的遗韵，且有诗歌流传于世。陈献章通过正反的例证，说明了诗歌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我”如何用。这并非诗歌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而人一旦认识到此，将诗教传统融会贯通，则将会使诗歌发挥无穷的能量。
再反观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胡居仁、章懋二人。胡、章二人，一为陈献章的同门，一为陈献章的友人，在文道关系上，因为所侧重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不同的文道观。尤其是胡居仁，其《流芳诗集后序》，与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等文，立论的基础基本相同，即他们关注的都是当时诗坛之流弊，对诗歌的最终归宿也并无二致。胡居仁亦注意到不是诗文害道，而是作诗之人害道，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二人所持的补救之方却截然相反，胡居仁过分强调现实客观情况，从而采取了消极态度，建议士人不要去作诗；而陈献章则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建议人们去作诗，但要加强内心的涵养。一拒绝作诗，一鼓励作诗，于是便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坚持诗文无用，一个坚持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至此，相较于其他理学家轻文的态度，陈献章在态度上明显有了改变。其重视诗文是他冲破其他理学家的藩篱而重视自我精神的开始，是自我对外界的回应，但就自己内心而言，其在理学家身份与诗人的身份上，明显是偏向理学家这边。湛若水在陈献章《浴日亭次东坡韵》诗后跋云：“此吾师石翁先生手书浴日亭和东坡之作也，识者以为度越前作矣。夫以先生片言只字皆发于妙道精义之蕴可以为训，又非特诗人墨客之比已也。”其结果便是道是根本，是第一性的，而诗则是枝叶，是第二性的，从属于道。如《书漫笔后》：
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岂欺我哉？
其所谓的大本，即为《认真子诗集序》所说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本旨。《次王半山韵诗跋》说：“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立“大本”才能保证诗歌的“大用则大之”。
绪论
第一章 陈献章的生平思想
第一节 陈献章的思想
一、陈献章的出处观
二、陈献章的儒释道观
三、陈献章的自得说
第二节 陈献章从祀孔庙考
一、陈献章历次受荐举概述
二、陈献章从祀孔庙之历程
三、从祀前后的传记书写、文集出版情况
第二章 陈献章诗文集版本考
第一节 陈献章诗文集版本源流考
第二节 陈献章诗文集佚文考证——以王安舜序刻本《白沙先生全集》为中心
第三章 陈献章的诗文观
第一节 陈献章文学理论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陈献章“诗”“道”并重的文学观
第三节 陈献章对历代作家的批评
第四章 陈献章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 情理相融的哲理诗
第二节 自然恬淡的山水田园诗
第三节 寓理于文、不拘格套的散文
第五章 陈献章后世之接受
第一节 陈献章心学、诗学接受概况
一、陈献章学说衣钵传人之争
二、陈献章诗文观接受状况
第二节 《白沙先生诗教解》编选及影响
一、《白沙先生诗教解》的成书及版本概况
二、《白沙先生诗教解》的编写缘起
三、《白沙先生诗教解》的评价
四、湛若水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
第三节 《白沙先生文编》的编选宗旨及意义
一、《白沙先生文编》的成书及版本依据
二、《白沙先生文编》的编选主旨
三、《白沙先生文编》的价值
第四节 论陈庄体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王安舜序刻本《白沙先生全集》所录其他版本未收之佚文
附录二：《白沙先生诗教解》与《白沙子古诗教解》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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