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前世今生①
海洋牧场是一种生态渔业模式，旨在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技术措施，在特定海域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的生境，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它起源于古代渔业活动，经历了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增养殖的转变，形成了以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为代表的1.0阶段，以及以生态化、信息化为特征的2.0阶段。目前，海洋牧场正朝着3.0阶段发展，即全域型水域生态牧场，这一阶段将更加注重数字化和体系化，推动智慧化、融合化和标准化的实现。中国的海洋牧场建设展现了原创性的创新理念，如“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四化同步”，且《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南》（GB/T40946—2021）的制定，推动了海洋牧场的现代化发展。海洋牧场不仅在生态修复、资源养护方面发挥作用，也在产业模式创新上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如景观融合、资源融合、产业融合等模式。面向未来，海洋牧场的发展将更加注重生态保护、精准管理、智能化和产业融合，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以下简称“两山”理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通过生态工程新技术体系、精准生产新技术体系、智能管理新技术体系等的创新，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同时，海洋牧场也将面临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的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大科研投入和推进信息技术应用，以支撑其科学有序发展。
**节起源与发展历程
民以食为天，我们的食物从何而来呢？在人类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从*早的采摘、狩猎和捕鱼，一直到大概1万年前进入了真正的传统农业，开启了从“刀耕火种”到“耜耕农业”的征程，从农具种类增加、修建排灌措施，到农具精致实用及粟作农业、粟稻混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布局。草原牧场一般指适用于放牧的草场，而海洋牧场则是像在陆地上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参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的海域，草原牧场和海洋牧场的共同目标就是提供食物。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7年和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使得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发展路径越发清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由采摘到种植，由狩猎到畜牧，由捕捞到现代化增养殖，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充分体现在农作物种植、畜牧业和水产业。通过海洋牧场建设，耕海牧渔，向海洋要食物，己成为新时代发展海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态牧场思想的发展
（一）人类进化与大农业发展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早期为了获取食物，原始部落形成了以采摘、狩猎和捕鱼为主的生活方式。农业革命发生在大约1万年前，那时逐步形成了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还使人类社会从游牧和流动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定居的生活方式。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开始栽种各种谷物蔬菜，并驯化各种野兽，为人类定居生活创造了条件。
大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气候变得较为温暖湿润，野生谷物更易于采摘，随着尝试种植获得成功，农业诞生，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称为“刀耕火种”。大约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耜耕农业”阶段，人们使用农业工具开辟新耕地，农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耕作方式为抛荒制。大约6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发展时期，农具种类的增加和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耕作方式为熟荒耕作制，南方可能己采用连续耕作制，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更加精致实用，各种石质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及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三大经济类型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布局（陈文华，2005）。
在数百万年的劳动过程中，人类逐渐积累了经验，改进了工具，使捕捉活的动物成为可能。人们开始将一些吃不完仍然活着的野兽、鱼类或者小动物圈养起来，以备食物不足时食用。随着时间流逝，部分野兽被驯化为家畜，形成了初期的畜牧业和渔业。放牧是古老的畜牧方式之一，也是人类*开始驯养和利用牲畜的方式之一。驯化动物丰富了人类食物，人类可以从各种动物制品中获取蛋白质和其他营养，增加了饮食的多样性。新石器时代晚期为我国原始畜牧业和渔业的发达时期，人类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使其更便于人类食用和使役。夏商西周时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到元朝，畜牧业和渔业得到大力发展，草原上遍布各种大牧群。元明清时期，畜牧业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不同形式的畜牧业逐渐形成（蒋炳耀，2017）。
（二）生态智慧的发展和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虞衡制度”的生态制度观和“取用有节”的生态持续观（徐东黎等，2023）。生态智慧是指主体具备理解复杂多变的生态关系，并在其中健康生存和发展下去的能力，使之具有生存实践的价值。“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儒家以德性为核心，提倡的“天人一体”“天人合德”理念包含“天人合一”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古人对宽容和谐社会的向往。道家则倡导自然主义，主张“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倡导顺应自然，通过尊重自然规律，追求超越物欲，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佛教则强调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认为万物皆有佛性，众生平等，通过慈悲向善的生态伦理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这些生态智慧共同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理解和追求。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蒋云飞和任文鑫，2024）。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虞衡制度”是中国古代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的方式，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把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该制度起源于五帝时期，《周礼》中有详细记载，其目的是监督和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以防止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秦汉时期设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虞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我国不少朝代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比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虞衡制度”利用制度对社会生产和生活进行约束，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这种制度不仅体现了古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认识，更是生态智慧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取用有节”是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中关于资源利用的重要原则。这一观念强调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有节制和计划，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就是对这一观念的生动诠释，体现出古人保护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主张按照自然规律和时节进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轮耕休作制度和对土地肥力的维护。
生态智慧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它根植于对自然界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之中。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到“虞衡制度”的生态管理，再到“取用有节”的资源利用观念，这些古老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和启迪。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挖掘和传承这些生态智慧，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生态智慧对现代社会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的当下，“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虞衡制度”的生态管理制度为我们提供了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的参考；“取用有节”的资源利用观念则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古老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谋而合，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海洋牧场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深植于儒释道的生态哲学之中，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理念，生态智慧的应用展现了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渔业资源养护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价值。生态智慧不仅有助于减轻传统渔业资源的压力，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构建海上丰富的蓝色粮仓，还能有效修复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渔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多赢。
范蠡是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遗著《陶朱公养鱼经》被认为是天下**本养殖书籍。综合我国古代渔业文献，系统分析《陶朱公养鱼经》，发现其中蕴含诸多生态智慧和实用技术（陈世杰，2001）。
二、海洋牧场理念的形成
（一）渔业的起源与发展
渔业又称水产业，其任务是从水生生物资源中获得食物、生产原料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古代，人们就己经开始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渔业。中国水域辽阔，气候适宜，水产资源丰富，为渔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渔猎是原始社会人类获取鱼、贝等重要食物的主要手段。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己经能够捕获青鱼、草鱼、鲤鱼等多种鱼类。
新石器时代即发展出骨鱼镖、渔网、鱼钩等渔具，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鲤鱼骨胳是人类*早的水产养殖的记录，表明中国在约8000年前己开始了水产养殖活动。华夏伏羲氏时期就有“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易 系辞》）。
夏禹执政时颁布的禁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是中国历史上**个保护渔业资源的法令。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贞其雨，在圃渔”，这证明在商朝就己经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养殖与捕捞。
周朝时发明了一种称作“罧”的渔法，将柴木置于水中，诱鱼栖息其间，围而捕取，是后世人工鱼礁的雏形。罧是一种捕大留小的捕捞方法，可以保护自然资源。《吕氏春秋》规定了禁渔期，表达了古代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春秋末期范蠡所著的《陶朱公养鱼经》，是中国*早的养鱼文献。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渔业进一步发展，养鱼区以池塘和湖泊为主，主要养殖鲤鱼。东汉班固所著《汉书 地理志》记载，市上己出现大量商品鱼。西汉时设海丞一职，主管海上捕鱼生产。
三国时期己出现稻田养鱼，唐宋时期渔业发达并具规模。唐代徐坚所著的《初学记》记载，罾网捕鱼时用轮轴起放，己过渡到半机械操作；陆龟蒙所著的《渔具诗》是中国历史上*早的渔具文献；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为现存*早的养殖青鱼、草鱼、鲢、鳙的文献。宋朝时造船业发展迅速，促进了海洋渔业的发展，淡水捕捞规模空前壮大。元朝时渔业生产发展相对缓慢，但明朝时海洋渔业进一步发展，并对现代渔业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发展方式与理念。以“桑基鱼塘”为代表的生态养殖被认为是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的早期方式，开始了对健康养殖的探讨，“池瘦伤鱼，令生虱”。同时，海洋捕捞渔具、渔法进一步发展，围网捕鱼为当时世界先进技术。屠本峻所著的《闽中海错疏》是中国*早的水产生物区系志。
在1840年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渔业领域迎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引领了近代渔业的诞生，渔业捕捞活动从传统的沿岸地带迅速扩展至更广阔的外海和远洋区域。新动力渔船的出现是渔业发展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是近代渔业标志性事件。然而，随着渔业活动的迅速扩张和强度的增加，对水生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日益加剧，资源波动和数量下降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资源的恢复和增殖。
1860～1880年，美国、加拿大、俄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实施了鲑鱼的增殖放流计划。1900年前后，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更是进行了龙虾、鳕、黑线鳕、狭鳕、鲽、鲆和扇贝等己开发利用种类的增殖放流，这些举措被视为早期的海洋牧场建设，为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基础。1990年前后，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多数己被充分开发利用，捕捞渔业产量增长速度变慢[中国大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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