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B.阿特金森

Anthony B. Atkinson

伦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荣誉院士。阿特金森对经济学的研究与贡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与解释，特别是财富的分配和财富在两代人之间的传递问题；二是现代公共经济学，特别是关于蕞优税收制度的设计问题。他的著作包括《紧缩时代的公共经济学》等。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不平等的代价》等。

   这本经典的《公共经济学》仍然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蕞好的高级教科书。该书首次出版于1980年，尽管已经绝版多年，但《公共经济学》仍在许多顶*大学的阅读榜单上名列前茅。此次新版，再次提供给新一代的学生和公共经济学的实践者。

　　本书探讨了家庭和企业对税收变化的行为反应。主题包括税收对劳动力供应、储蓄、风险承担、企业、债务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深入探讨了一些规范性问题，如税收制度的设计、蕞优税收、公共部门定价以及公共产品(包括地方公共产品)。

　　本书由安东尼·阿特金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执笔，他们也为此新版撰写了新的导言，讨论了该领域的蕞新发展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权威教科书

领军人物安东尼·B.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联袂撰写

　　这本由两位现代公共经济学先驱所著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是该领域学生的必读参考书。本书讨论的关键理论成果——其中一些是作者自己发现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继续在世界各地（包括哈佛大学）的公共经济学课程中被教授。

——哈吉·柴提（Raj Chetty）， 哈佛大学

　　这本书仍然是公共经济学这一主题最全面、最深刻的教科书。书中的讨论对税收理论分析的局限性提供了非常深刻的见解，这是在纯理论研究文章中所不能找到的，并有助于指导学生进行自己的研究。

——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公共经济学方面，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能与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成就相提并论。这本书的组织，分析水平和清晰的阐述正适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

——弗兰克·考威尔(Frank Cowell)，伦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展现的是政策到底是如何决定的。第10讲就是关于政府的实证理论，“试图通过明确地引入国家行为“完结”系统（第200页）。我们回顾了投票理论、管理模型和保护阶级利益理论的利益集团模型。我们分析了公共选择流派，尤其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工作。这些领域都有发展，我们还需砥砺前行。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几个难题激发了我们的分析。即使在当时，中位投票人模型（包含“理性”选民）在描述政治均衡时显得很苍白。 很明显，存在很多帕累托次优政策。为什么政策制定过程无法带来让所有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改革措施？如何解释这种集体非理性？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模型的解释力为什么这么差。在某些例子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选民的看法与“现实”存在差异：他们低估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行为经济学毫无疑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正如我们指出的，标准的经济模型拥有定义良好的个人效用函数(偏好)。广告商不只是提供商品信息：他们试图塑造用户的偏好和信念。政党和政治家也同样如此。营销理论和行为经济学启发我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些观点尚未广泛融入政治经济分析。

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越发重要的主题是腐败。当然，理解腐败一般通过不完全信息理论(见下文)：如果腐败可以无成本地观察到，它就可能不会发生。腐败可部分地理解成一个运转良好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故障，关系良好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方依据另一方的行动行事。理应为公众服务的公共官员只为他或她自己的利益服务时就产生公共腐败。在私营部门，类似的不履行受托责任的行为也不断出现。有人认为，一些比较好的政策，是因为它们制定过程中没有牵涉腐败。 比较相关的研究，如寻租的文献在寻租可以参见Ignacio Del Rosal (2011)的调查。

书中我们也分析了政策的分配结果。不同政策影响不同人群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政治领袖试图提出施政纲领，这些施政纲领可以获得足够支持或使得获胜联盟成为政策受益者。但围绕不同的观点，政治辩论也往往集中在如何理解这些政策的影响。显然，我们基于对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理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学家之间也都是意见一致的；即使经济学家普遍有共识，政治家可以试图说服选民另一种现实。我们较早地注意到“文化”的重要作用。部分群体可以相信一些不是基于事实的观点，例如在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果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通常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政府政策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事实对政治均衡将产生深远的后果。可以存在这样的经济—政治均衡，社会中有低水平的不平等，政治进程导致了支持这种低水平不平等的博弈规则(包括税法)；也可以存在另外形式的均衡，社会中有高水平的不平等。 

现代政治经济更加关注的一个主题是承诺——民主过程可以改变政策。传统的税收政策停留在对其暂时变化或永久变化的讨论，事实上，并不存在永久的政策变化，尤其是在民主社会，选举就是为了改变政策。不完全合同（不完全信息）世界中，政府承诺其不改变政策的能力非常重要。当企业制定长期投资计划时，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税率，还要考虑未来的税率。如果民主社会中的现任政府无法控制来来政府做什么，它会改变交易成本，同时改变政策的后果。这样做会影响未来政府改变其政策和改变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可能性。 制度安排也会影响对政府承诺的看法。 

政党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有时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考虑一个两党模型，甲政党比乙政党更亲商。市场参与者都知道，如果甲政党执政将降低股息税，而乙政党执政会提高税收。这意味着企业将在低税收时期分配利润，进而，较低的留存利润将导致更少的投资——当好项目到来时，企业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乙政党执政提高股息税，企业预期下一届政府若是甲政党，股息税还会降低，因此在高税收时期将利润留存，当出现一个好项目，他们也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因此，高税收制度比低税收制度有更高的投资水平，意识到这点，亲商政党也会控制其减税的程度(Korinek and Stiglitz, 2009)。

在政府最优政策承诺设计方面存在很重要的规范性问题。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分析有强政府承诺的政策模型往往假设经济结构是已知的且不变的。但政策在一个环境下能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个环境下可能发挥不了作用。如果政府的承诺过强，这样的模型就不适合用在环境有变化的分析场合。

在公共部门，决策结构设计会影响所做的决策和公共部门做什么。原因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官僚机构的研究历来是公共管理的主流。对官僚机构施加约束(例如,关于采购、招聘和解雇的公务员等等)的原因是，政府经常被指控较私营部门效率更低。在评估公共和私人生产的相对优势时，必须考虑公共部门所受到的这种约束的原因，以及是否有替代的规则可能会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所需的保护。

另一方面关系到财政联邦主义，即作出不同决策的政府层级（Oates, 1999, and Faguet and Pöschl, forthcoming）。一种流行的做法是设置更接近公民的政府，希望这将使政府更负责任。但这种分权的尝试并未完全成功，并且经常伴随政治经济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似乎更受地方精英的控制。地区公共物品理论（第17讲）解释了社区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限制再分配的程度。这些问题可能在欧盟内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1篇政策分析

1 导论：公共经济学

2 家庭决策、所得税和劳动供给

3 税收、储蓄和跨时决策

4 税收和风险承担

5 税收和企业

6 税收归宿——简单竞争均衡模型

7 税收归宿：对标准模型的偏离

8 增长经济中的税收与债务

9 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分配效应

10 国家理论和公共经济学

第2篇 政策设计

11 本篇导言——规范分析

12 间接税的结构

13 所得税的结构

14 最优税收问题的更一般研究

15 公共部门定价和生产

16 公共物品和公共供应的私人物品

17 地方公共物品

18 公共经济学：理论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