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危急关头校正“罗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指挥军事，否定了毛泽东等人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中旬撤离中央苏区。长征开始时，由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损失隆重，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折损过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这时，蒋介石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以逸待劳，准备将红军一举歼灭，情况万分危急。
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了最为艰险的航道。在这紧急关头，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临时会议，被排挤多时的毛泽东应邀到会，他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尤其是同为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更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复出”。他们两个本是“左”倾集团重要成员之一，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编在同一个军团行军，他们经常一起宿营，一起交谈，毛泽东常常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王稼祥发生了转变，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同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转为向川、黔边界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基本结束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了挽救党和红军，1935年工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是对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大会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主报告”和“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认为“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之后，毛泽东提议让张闻天念一个“材料”，张闻天在发言中直指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后来人们把张闻天的发言称为“反报告”。轮到毛泽东发言时，他谈了两个多小时，精辟地用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他们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但毛泽东在发言中避开了政治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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